外埠瞭望

　　山西：太原建立村医进退留转机制叫响全国

　　太原近年来一直探索建立的“特色村医”模式，受到大家肯定和赞许，并认为值得各地推广借鉴。

　　11月2日，太原特色村医队伍建设模式在贵州遵义召开的全国基层卫生信息化建设暨村医队伍建设经验交流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和赞许。大家一致认为，太原建立完善的村医进退流转机制，是强基层的有益探索，值得全国各地推广借鉴。

　　建立多渠道补偿机制。2012年—2016年，市县财政对农村卫生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补助为7346万元，2017年财政预算进一步提高，达到1820万元。太原市对在村卫生室工作的村医、执业助理医师和执业医师，分别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800元、1200元和1800元的标准予以补助。

　　建立村医退养补助政策。对年满60周岁且累计服务满25年的村医，办理退养手续后，除享受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外，给予每人每月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一半的退养金。截至目前，全太原市已有673名村医办理了退养手续，最高725元/月，最低575元/月，市县两级财政共补助551.4万元。同时，对在岗村医给予养老保险补助。政府按每人每月30元的标准补助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村医。

　　创新后备人才培养机制。实施“村来村去”免费定向培养村医。委托市卫校开展三年制农村医学中专生培养。免收全部学费，并给予每人每年1500元的补贴。学习期满且考试合格者，到户籍所在地村卫生室工作，服务时间不少于5年。目前已招录386名定向生，其中283人已到岗执业。同时，建立医学大学生引入机制。通过“三支一扶”等渠道公开招录医学大学生补充乡村医生队伍，乡镇卫生院统一聘用，其岗位补助每人每月不低于1500元，目前招录了15人。此外，乡镇卫生院优先招录符合条件的村卫生室人员。鼓励上级医院退休医师回村卫生室执业，除退休金外，还可享受与在岗村医同等待遇水平的额外补偿。

　　建立医疗责任保险制度。每所村卫生室每年缴费1000元，由市、县两级财政按5:5的比例全部承担；村医个人每年缴费100元，由村医本人承担。一旦发生医疗事故，保险公司最高为每个卫生室赔付30万元/年。此外，保险公司还承担因医疗纠纷致村医人身伤害的经济赔偿责任，最高15万元。

　　在稳定村医队伍的基础上，2015年以来，太原采取了启动“千医千村牵手”、建立“城乡医医通”在线抢单服务系统、搭建“太原远程医疗平台”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实现县域优质资源主动下沉，有效促进基层医疗机构能力提升。

　　近年来，太原探索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村医队伍建设模式，基本实现了村医队伍建设可持续、百姓健康得实惠、政府形象得民心的目标。（来源：《太原晚报》2017年11月5日）

　　海南：搭建医学检查电子认证 让检查“一单通”

　　如何将不同医疗机构之间的检查结果互认落到实处，既保证检查质量，又让患者省钱省力？日前，《海南省医学检查结果互认工作实施方案》出台，力求解决当前我省医学检查结果互认中遭遇的“肠梗阻”难题。《方案》明确指出，2018年5月底前，力争完成全省医学检查结果电子认证平台建设。到2020年底前，除必要的急诊检查项目外，原则上公立医院应逐步减少检查、检验项目，现有资源整合为独立的第三方检验、影像中心。

　　“一单通”实施多年，遭遇“肠梗阻”

　　记者近日从省卫计委医政处获悉，早在2006年，海南就开始推广医学检查检验“一单通”制度，即除特殊病情外，同级医院之间（二级以上）、二级医院对三级医院，检查检验报告可互认共享。

　　“一单通”制度实施多年，却在一定程度上患上了“肠梗阻”。记者日前走访各级医疗机构发现，不同医院推进“一单通”制度的情况各有不同。在三级医院中，从这几年的情况看，部分检查结果可以互认，但有些病人的情况还需重做检查；二级医院对三级医院的检查结果互认程度相对较高。

　　海南省一位三甲医院主任医师告诉记者，检验结果互认，听起来似乎很简单，实施起来存在一定难度。“互认”代表不同医疗机构都能提供“同质化”的检验服务。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不同医院使用的设备、试剂、检测方法不同，检测参数也不同，人员操作也存在差异。

　　对于医生来说，检查结果互认工作最大的担忧是：一旦误诊，责任由谁来负责？一位医生表示，这种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果不予以规避，医疗检查结果“互认”必定会遭遇“软抵制”。

　　搭建全省医学检查结果电子认证平台

　　据省卫计委医政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海南此次出台《方案》，目的就是要有效解决“一单通”遇到的“肠梗阻”问题。《方案》进一步细化了互认工作的操作过程，加强卫生主管部门对互认工作的监督跟进，同时也提高广大患者的参与度。为了确保检查结果质量，《方案》明确提出，各级医疗机构检验互认项目，必须参加省质控中心组织的室间质评考核工作，成绩合格后方可开展互认工作。

　　《方案》明确要求，2018年5月底之前，搭建全省医学检查结果电子认证平台，汇集全省医疗机构检查结果电子数据并给予数字认证，电子认证报告可替代书面报告，并向患者推送。据介绍，电子认证的信息化平台，有利于实现各级医疗机构与平台的数据交换整合，便于卫生主管部门对达到互认条件的医疗机构进行认定入网管理，实现医疗机构检查结果互认工作的监督评价管理，提高患者在互认评价过程中的参与度。

　　记者注意到，《方案》还特别强调了患者对重做检查的知情权和决定权。根据规定，需重新检查的，医生须向患者说明情况、解释清楚，在得到患者或家属的签字同意后方可实施，并将复查依据在病历中予以记载。患者或家属不同意复查的，也应由患者或家属签字，并在病历中予以记载。

　　为了鼓励医生积极参与到检查结果互认工作中来，《方案》还特别提出要把医疗机构和医生对互认工作的贯彻情况纳入奖惩制度。各级卫生计生行政部门和医疗机构要将患者对结果互认满意度评价作为工作成效的重要依据。对结果互认不执行或执行不力的医院和医生将问责并按有关规定处罚。

　　鼓励社会资本举办第三方检验、影像中心

　　医疗检查结果“互认”难在利益纠葛、存在医疗风险，要根治问题，就必须对症下药。

　　《方案》提出，各市县要逐步整合所属公立医疗机构医学检验、医学影像资源，到2020年底前，除必要的急诊检查项目外，原则上公立医院应逐步减少检查、检验项目，现有资源整合为独立的第三方检验、影像中心。同时，还鼓励社会资本举办第三方检验、影像中心。

　　此外，《方案》还提出改革收费机制。探索对现有医学检查项目收费机制进行改革，将项目收费具体细分为操作费、诊断费、材料费等。引导患者在基层医疗机构检查，只收取操作费、材料费等，由上级医疗机构出具诊断报告并收取诊断费。允许上级医疗机构开展二次诊断并收取诊断费。

　　《方案》的出台，对医学结果互认工作进行了进一步细化和完善。但是，也有医生认为，不管制度如何完善，检查结果“互认”还是会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风险。“如果之前的医院检查存在误差，目前进行诊疗的医院医生按照原检查结果进行诊疗，发生医疗事故，担责的往往是现在进行诊疗的医院与医生。”

　　如何打消医护人员的顾虑，让互认工作没有后顾之忧？业内人士建议建立“首次检查负责制度”。如果因为检查结果误差导致医疗事故，应该由提供检查结果的医生与医院担责。医疗检查收益与风险的主体统一，既能扫除结果“互认”的后顾之忧，也能倒逼各家医院提供更为精准的检查结果。（来源：《海南日报》2017年11月10日）

　　重庆：奉节实现医疗保障“五张网”一站式结算

　　11月3日，随着第一张出院结算单的成功打印，家住重庆奉节县草堂镇的贫困患者李成凤，成为了该县首例享受健康扶贫医疗保障“五张网”一站式结算的居民。

　　自健康扶贫工程实施以来，奉节县始终把实施健康扶贫工程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点任务来抓，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分类施策，靶向治疗，实施健康扶贫医疗保障“五张网”：在市级城乡居民医保、居民医保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和扶贫济困基金救助、精准脱贫商业保大病补充险四重保障的基础上，再统筹资金对建档立卡贫困患者实施专项救助，切实减轻了贫困患者的负担，为实现贫困人口稳定脱贫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年初，在全市统筹实施的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民政医疗救助及民政扶贫济困基金救助出院时医保系统“一站式”结算的基础上，奉节县卫生计生委落实专人投入资金对奉节县健康扶贫医疗救助辅助系统进行深入研发。11月1日，融入精准脱贫商业保大病补充险、奉节县贫困患者医疗救助专项资金救助的辅助系统正式在全县各公立医疗机构投入试运行。

　　据悉，健康扶贫医疗救助辅助系统投入使用前，贫困患者的精准脱贫商业保大病补充险需患者提供资料到县城指定保险公司提交理赔申请，群众理赔不甚方便。

　　“五张网”一站式结算系统的投入使用进一步简化了贫困患者住院报账流程，赔付资金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缩短资金赔付周期，有效减轻了群众看病就医负担。（来源：新华网2017年11月13日） 

　　陕西：各地积极探索深化医改 增进百姓健康福祉

　　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事关群众健康福祉，近年来，陕西省各地积极探索医疗体制改革，推动医改向纵深挺进，方便患者就诊，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52岁的王保新是宝鸡市陇县的一名肾病患者，患病有两年多时间，虽然县医院有血液透析设备，但没有相应的技术人员。所以每隔一段时间，王保新就要去宝鸡市中心医院去做血液透析。来来回回，不仅折腾人也增加了费用。

　　宝鸡市陇县患者王保新：“坐班车咱坐不了，自己带车的话，就得二三百块钱。”

　　最近，王保新不用再坐长途班车去宝鸡市中心医院了。在陇县人民医院，他可以安心做透析了。

　　陇县患者王保新：“起码在县上生活方便了，减少了许多开支。”

　　陇县人民医院医生张蕾：“以后就不用再麻烦了，再往宝鸡转了。”

　　原来，今年9月份，宝鸡市试点紧密型医疗联合体，陇县人民医院和凤县人民医院成为宝鸡市中心医院紧密型医联体的一员。建立紧密型医联体后，宝鸡市中心医院选派骨干医生下到县医院提升诊疗水平。王保新在县医院的透析问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宝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宁建国：“紧密型医联体就是把城市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紧密地捆绑在一起，让大医院的优质医疗资源到基层去。把这两个县的农合参合人数的合疗基金打包来由中心医院管理。中心医院全方位对这两个县医院以及基层卫生院实行帮扶管理，让老百姓尽量在县及县以下得到好的治疗。”

　　宁建国说，实现紧密型医联体后，医联体内医疗机构之间实现互联互通和电子健康档案、电子病历的连续记录及信息共享，有效支持了医联体内部的预约诊疗、双向转诊、远程医疗、慢病管理、资金结算等协同应用与服务。除此，实行紧密型医联体后，合疗基金交由上级医院管理，上级医院就诊人数增加，就会出现合疗基金超支，超支部分就由上级医院承担，这就迫使上级医院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同时，加强医疗质量管理，减少合疗基金支出。

　　宝鸡市中心医院副院长李增平：“我们这样以后，要帮助基层医疗机构解决在基层能看病的问题，不让往我们三级医院去转。”

　　陇县人民医院副院长张国平：“我们整个的诊疗这一块，都是由紧密型医疗联合体的牵头单位总体来负责，它们负责医疗质量，而且对治疗效果进行考核。”

　　张国平说，陇县人民医院和宝鸡市中心医院的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从最初的对口帮扶到2016年的医联体，再到今年9月的紧密型医联体。宝鸡市中心医院和陇县人民医院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现在，市中心医院派驻骨干医生常年在陇县坐诊，提高陇县医院薄弱科室的治疗能力。

　　宝鸡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宁建国：“只有用利益把它捆绑到一起，这医联体才有可能真正地实现技术互相融通，服务相融通，让老百姓来享受到医联体的成果。”

　　就在宝鸡市扩大实施紧密型医联体工作时，安康市也开始实施医疗服务县镇一体化工作。10月31日，汉阴县人民医院和涧池镇中心卫生院签约了医疗合作协议。

　　汉阴县涧池镇中心卫生院院长党鑫：“签约之后，我们的人财物就归咱们县人民医院直接管理，咱们涧池卫生院就成为汉阴县人民医院的分院。”

　　党鑫说，成为汉阴县人民医院的分院就意味着汉阴县涧池镇中心卫生院除过产权关系不变外，人财物及医疗业务将由县医院统一管理。

　　汉阴县医改办副主任方宏：“原来我们也搞过这种对口支援形式的帮扶，但是效果都不明显，一个是县级医院它本身这个业务繁忙，对乡镇卫生院的帮扶顾不过来，再一个县镇两级之间也没有形成利益共同体，所以积极性各方面就比较差。”

　　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今年五月，汉阴县在两个乡镇卫生院进行了县镇一体化试点，就是乡镇卫生院的人、财、物、业务由县级医院统一管理，县级医院和镇卫生院机构设置、行政建制、职能职责、财政投入渠道不变，镇卫生院增挂县级医院分院的牌子。

　　汉阴县医改办副主任方宏：“让他们之间形成紧密的利益纽带，促进县镇两级加快深度融合。”

　　和宝鸡市紧密型医联体不同的是，安康汉阴县医疗服务县镇一体化将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了最基层，模式是县级公立医院与乡镇卫生院建立的紧密型合作关系，原镇卫生院院长任分院院长，由县级医院发放年薪并进行考核。同时，县级医院派遣业务副院长和专家团队长驻对口医院，不仅当“专家”，还要当“管家”。平梁镇卫生院今年五月和县中医院实行医疗服务县镇一体化后，仅半年多时间，卫生院的就诊人数就大幅增加。

　　汉阴县平梁镇中心卫生院院长罗品芝：“我们门诊人次从去年每月的500人次增加到今年的1000人次，住院人次从去年的每月50人次增加到现在的100人次，都是成倍翻番增长。”

　　涧池镇卫生院与县人民医院实行医疗服务县镇一体化的第二天，蒲溪镇公星村的村民王生玉就成为第一位受益者。前几天，王生玉锁骨骨折，按往常她得到县医院去做手术。如今，汉阴县医院的大夫在涧池镇卫生院就给她做了手术。

　　汉阴县涧池镇村民王生玉：“这样肯定要好一点，我们就在这附近住着，也不用掏车费，各个方面也方便些。”

　　安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局长王龙军：“我们将进一步推进紧密型医联体的建设，来推进县域内一体化的医疗服务，实现深度融合，努力为老百姓提供全方位优质的健康服务体系。”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十九大提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随着这些更加明确要求的提出和医疗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相信将会给老百姓带来更多的健康福祉。（来源：陕西新闻网2017年11月15日）

　　广东：开设药学门诊 把关用药安全

　　有些药物会对患者造成不适，但患者的不适是不是由药物引起的就需要药师解答。药学门诊为病人推行“一对一”精准用药教育。

　　“是药三分毒”，我吃这么多药，会不会对身体有什么伤害？我不小心漏服了药，怎么办？这些问题都会有专门的药师来解答。记者昨天从广东省药学会获悉，广东省药学会已向各医疗机构发布《关于推进药学门诊工作的通知》，推动各医疗机构积极开设药学门诊，并于日前成立了广东省药学会药学门诊专家委员会。

　　“药物多少都存在点副作用，有些甚至会对患者造成不适。但患者的不适到底是由药物引起的还是疾病本身引起的，这就需要药师解答了。”广东省药学会秘书长郑志华向新快报记者介绍道，药学门诊可专门解决广大患者用药遇到的疑问，为病人推行“一对一”精准用药教育，并对有潜在风险的处方进行“把关”。

　　目前广东省已经有12家医院开设了药学门诊。分别是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番禺何贤纪念医院、南方医院、珠江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华侨医院)8家广州市内的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珠海)、佛山市南海区人民医院、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山市第二人民医院4家医院。

　　记者从广东省人民医院了解到，早在2014年11月，该院就开设药师抗凝咨询门诊，2016年增设药师管理的慢病精准用药咨询门诊。截至目前，已为200多名患者管理抗凝药物治疗。据悉，该医院出诊药师可针对免疫抑制剂、抗菌药物、心血管药物、抗癫痫药等药物开具该项检查，分析报告和调整剂量。该院还计划增设呼吸系统疾病、妊娠患者用药咨询等专科药学门诊。

　　目前，药师门诊挂号费是10元，医保可报销7元，第一届广东省药学会药学门诊专委会主任委员劳海燕告诉新快报记者，为了保证用药安全，精准用药门诊药师保证初诊患者能有20分钟问诊时间。故此，每半天仅有11个号，一年问诊500多人次。

　　据广东省药学会介绍，药师门诊为患者建立个人信息档案，评价药物治疗情况与药物不良反应等相关问题；指导患者正确用药；根据患者的需求，通过基因检测、血药浓度监测评估药物的疗效和不良反应；追踪患者的用药疗效和安全，预约复诊等。当医生和药师冲突了，患者到底该听谁的？对此，广东省药学会解释，以广东省人民医院为例，在重点病区，临床药师也加入了临床治疗团队共同工作。当药师在门诊遇到需要协调的问题时，药师与专科医生会当面沟通或电话达成一致后执行。（来源：金羊网2017年11月16日） 

　　山西：好政策吸引毕业生到基层

　　加大在基层医疗卫生、健康养老等领域购买服务的力度，创造更多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岗位；到农村急需紧缺专业（行业）就业，给予专项安家费；到县以下机关事业单位上班，工资可高定；基层项目服务期满合格，考研可加分……山西省近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今后到基层工作的高校毕业生，不仅工资收入将提高，还将在安家落户、级别晋升、职业发展等方面享受实实在在的政策利好。

　　根据《实施意见》，山西省将多渠道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基层岗位。今后，对到农村基层急需紧缺专业（行业）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将参照“三支一扶”基层服务项目的标准，给予专项安家费。完善基层职称评审制度。其中，对长期在基层一线工作或作出重要贡献的基层专业技术人才，可破格晋升职称等级。完善基层专业技术人员评审标准和评价方式，探索实行高级职称单独分组、单独评审、单独确定通过率。推广卫生、中小学等重点领域专业技术人才晋升高级职称须有一年以上农村基层工作服务经历的做法。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工作的经过规范化培养的全科医生，可提前一年参加卫生专业中级技术资格的全科医学专业类别的考试。

　　《实施意见》明确，贫困县事业单位招人学历可降低。国家确定的该省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以及其他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省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县以下机关事业单位公开考录（招聘），可面向本县户籍高校毕业生适当降低学历，放宽或不限制专业，降低开考比例，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此外，该省还将提高基层工作人员工资待遇、支持毕业生技术参股农民合作社、在基层服务期满参加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可按国家统一规定享受加分、优先录取等优惠政策。（来源：《健康报》2017年11月16日）

　　贵州：远程医疗“乡乡通” 家门口挂“专家号”

　　数据显示，2016年6月以来，贵州开展远程会诊2万余例，是之前历年累计数的80倍。大量病人被“留在”基层，去年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开展诊疗和住院服务1.35亿人次，同比增加7.1%。

　　作为国家首批远程医疗政策试点省，贵州全面推进远程医疗省、市、县、乡四级全覆盖。借助这一信息化渠道，优质医疗资源顺畅流动的“经络”正逐渐打通，大医院和基层医院的“手”握得更紧，越来越多患者正享受到这一“福利”。

　　“云端”诊疗跨越山水健康帮扶直通乡村

　　“多亏有了远程会诊，老人在家门口就把骨折治好了。”家住贵州武陵山区腹地的石阡县村民蔡林讲起前段时间父亲的治病经历时说。当地医院将病历、影像资料等上传到远程医疗系统，与来自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的骨科专家视频会诊，成功进行了左侧全髋关节置换手术。

　　不出远门就能看到大医院的专家门诊，得益于贵州实施的“远程医疗全覆盖”计划，去年全省88个县市区远程医疗就已接通。在此基础上，今年贵州又筹集15亿元推进远程医疗向乡镇卫生院延伸，提出年内要达到四级互联互通。

　　记者在思南县文家店镇卫生院看到，技术人员正在安装调试运行专网。检验工作站医生郑琴兴奋地介绍起新配的四维彩超、电解质分析仪等项目设备。

　　“平均每天要做5到10个影像诊断。”院长余真静说，如今覆盖12个行政村、1个社区的卫生院常见病都能治疗，群众都不用再去县城或外地。

　　和很多山区农业县一样，遵义市余庆县位于群山环绕中。在距离县城70多公里的松烟镇卫生院，副院长李强表示：“我们在影像远程这一块需求也特别大。卫生院虽然能做相关影像检查，但具体病因分析上还比较欠缺，大多时候都会通过远程医疗请县医院医生帮助解答。”

　　县级医院化身纽带自我“造血”功能增强

　　为解决基层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不足、服务能力薄弱的突出问题，贵州省将远程医疗建设作为突破口，加大对基层卫生的投入力度。2016年全省医疗卫生基础设施投入147.5亿元，同比增长72.6%，其中重点投入信息基础设施助力远程医疗，实现了三甲医院对88个县市区的远程医疗全覆盖。

　　当“下沉”的根越发纵深，基层医院特别是县级医院的成长也在不断加速。在余庆县人民医院，高大的住院楼和漂亮的医养广场，展现了新的面貌。

　　翻开余庆县人民医院远程医疗中心的会诊登记本，记录的既有乡镇卫生院申请会诊，也有视频会议培训、向上级医院申请会诊等情况。

　　“去年加影像一起有250多例，到今年已接近200例。”院长王天培介绍，医院是贵州最早开展远程医疗会诊试点的县级医院之一，现在与县里多家乡镇卫生院形成了县域远程诊疗网络。

　　余庆县卫计局副局长叶现江曾在多个乡镇卫生院工作。“近些年硬件设施好了，有了远程医疗，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基层医生也能提升技术。”他说。

　　在思南县人民医院，远程诊疗中心负责人田婷介绍，从今年6月同遵义医学院附属医院完成第一例远程病例至今，医院已申请上级医院远程342例，几乎涵盖所有科室。

　　医院呼吸科主任安宇说，每个星期科室都有找上级医院进行远程的病例，“病人方便了很多，不用去上级医院做重复检查。”

　　省级龙头分片包干点准“穴位”对症下药

　　走进贵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远程医疗中心，2个会诊室、1个远程指挥中心经常都是应接不暇，工作人员不时接到预约电话。走廊里的一幅地图上，不同颜色标注了医院和每个县的业务关系。

　　上午10点，感染科的一名医生发起了与160公里外纳雍县人民医院的远程会诊。通过两块屏幕，医生一边听取汇报，一边在纸上迅速记录，并不时插话询问。这次交流将会诊带入教学，县医院共有15名医生列席。

　　“医改的强基层作用之所以不明显，主要还是人才的问题，我们中心对全省200余家基层医院进行了92期培训，2万余名医护人员受益。”远程医疗中心主任蒋捷表示。

　　据了解，目前贵州成立了5241人的远程医疗专业技术队伍，三甲医院分片包干，开展对口帮扶、组建医联体等多种方式。贵州省人民医院院长田晓滨说，目前医院同全省199家县级以上公立医院以及近10家乡镇卫生院建立了远程联系。

　　基层信息化提速，助推了分级诊疗的落地。今年，贵州还印发了全省远程医疗服务管理办法。数据显示，2016年6月以来，贵州开展远程会诊2万余例，是之前历年累计数的80倍。大量病人被“留在”基层，去年县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开展诊疗和住院服务1.35亿人次，同比增加7.1%。（来源：新华社2017年11月17日） 

　　江苏：出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费政策

　　为进一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规范收费行为，维护签约双方权益，近日江苏省物价局、省卫生计生委、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等三部门出台了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费政策。

　　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

　　省统一设立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费项目框架，针对居民不同的健康需求，分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包和个性化服务包三类。

　　合理制定收费标准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免费向居民提供；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包由设区市或县（市）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卫生计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制定，其中县（市）制定的收费标准报设区市备案；个性化服务包按《江苏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库》提供菜单式服务，由居民根据健康需求自主选择，具体标准根据所选择服务项目现行价格累加计算。

　　创新签约服务收费模式

　　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参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非公立医疗机构承担的部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由政府购买服务，签约服务涉及的医疗服务收费、医保支付政策与政府办医疗机构享受同等待遇。

　　明确付费方式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由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医保基金和签约居民付费等方式共同分担。根据签约服务内容在扣除符合医保规定的费用后按年收取签约服务费，可以实行预付制，也可以后付制。对采取预付制的，签约居民因对服务不满意或其他原因要求提前终止服务的，在扣除实际服务费用后，应退还签约居民。对符合医疗救助政策的签约人员，按相关规定实施救助。对未签约的常住居民，也应按规定免费提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规范签约服务收费行为

　　严格落实收费公示制度，在服务场所醒目位置公示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包和健康管理综合服务包以及《江苏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项目库》名称、项目内容、收费标准依据等；提供签约服务必须在居民自愿选择前提下签订服务协议，载明签约服务包名称、内涵、收费标准、医保补偿标准、减免金额等；签约的医疗机构必须要根据自身的服务能力提供签约服务，要根据协议内容提供服务，并保存完整的服务记录，不能漏服务、少服务。

　　江苏省物价局医药价格处处长谷明露表示，为保障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顺利推进，价格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费监管和服务信息化管理，建立签约服务收费联动巡查制度，重点巡查收费标准执行、服务内容到位情况，以及收费备案、落实价格公示、自愿签约等情况，切实规范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收费。发挥12358价格监管平台作用，及时受理价格举报和投诉，杜绝只收费不服务或少服务的行为。（来源：新华网2017年11月17日）

　　天津：全国首家“无痛医院”落户

　　为了积极落实疼痛管理标准体系，树立全国规范治疗标杆，全国首个“无痛医院”项目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正式启动。

　　疼痛是肿瘤患者终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疼痛的处理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为了积极落实疼痛管理标准体系，树立全国规范治疗标杆，全国首个“无痛医院”项目在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正式启动。蔚蓝丝带关爱癌痛患者大型公益项目也将天津首家“蔚蓝丝带友好医院”的牌匾授予了肿瘤医院。

　　“无痛医院”将尽可能消除病人就诊、检查和治疗中的痛苦，肿瘤医院会帮助患者在整个就医过程中实现无痛苦、舒适化、没有心理负担。从前期准备，到科室试点，最后扩展到全院“无痛”。

　　“我国中晚期癌症疼痛发生率平均约为50%，临终期疼痛的发生比例高达70%—90%。2016年《天津市居民健康状况报告》显示，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市人口的第二位死亡原因，单一的‘癌痛规范化治疗示范病房’已不能完全满足癌痛规范化治疗的需求，为此创立‘无痛医院’势在必行。”天津市卫计委医政医管处副处长律扬表示。针对“无痛医院”的创建，肿瘤医院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化的疼痛管理规范，其中包括：完善阿片类药物的管理体系，建立全院疼痛筛查与疼痛会诊转诊制度，完善疼痛培训与质控以及随访体系，落实癌痛患者院外随访制度等，以保障患者持续享有癌痛的规范化管理服务，成为整个行业的标杆。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疼痛治疗科主任王昆教授介绍说，“肿瘤医院借鉴国际先进的癌痛治疗模式，通过推进多学科癌痛规范化治疗，帮助患者科学、有效地消除痛苦，获得最佳的生活质量。”（来源：《每日新报》2017年11月20日） 

　　广东：扩大短缺药监测面 2020年实现预警信息共享

　　日前，广东卫计委印发了《广东省改革完善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机制实施方案》，强调要利用好省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台和广州、深圳药品采购平台，加强短缺药品监测网络建设。

　　《方案》指出，要依托广东省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台和广州、深圳药品采购平台，整合国家短缺药品哨点监测、省级短缺药品信息直报、省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管理信息等数据，建立完善省短缺药品综合监测预警系统。扩大监测覆盖面，在15个国家监测点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省监测点，各地市可根据实际情况增设监测点。规范信息报送工作，及时掌握药品短缺情况。

　　依托省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台和广州、深圳药品采购平台，联通药品研发注册、生产流通、采购使用等重点环节，逐步实现多部门的短缺药品监测信息共享机制。将可能出现供应短缺的独家药品生产品种、独家原料药生产品种、原料依赖进口品种、临床必需且不可替代药品品种等列为重点监控品种，加强生产流通环节监测，定期发布重点监测品种供求信息。积极协调解决原料供应不足等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保障临床供应。

　　《方案》明确，要构建区域内、医联体药品供应保障共建共享机制，完善药品配备使用政策，优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配备使用药品品种和数量；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与二级以上医院用药衔接，家庭医生对签约慢性病患者可开具长期药品处方。实现医联体内上下级医院用药目录统一，满足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用药需求。

　　《方案》规定，要合理确定省、市两级短缺药品储备范围和数量，安排收储资金，保障药品储备及时到位、高效调剂调用。到2018年底，初步建立省、市两级常态化短缺药品储备管理制度。

　　《方案》要求，应推进委托议价和联合议价。支持医疗机构在省第三方药品电子交易平台及广州、深圳药品采购平台对议价品种以医联体等形式与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谈判采购、组团集中配送。对省药品交易的议价品种实行委托议价和联合议价，提升医疗机构议价能力和议价效果，解决因分散议价导致的短缺问题。

　　《方案》预计，到2017年底，建立完善短缺药品综合预警机制和清单管理制度，健全部门会商联动机制。到2020年，实现全省短缺药品监测预警信息资源共享共用，建立成熟稳定的短缺药品实时监测预警和分级应对体系。（来源：中国网2017年11月20日）

　　

热点聚焦

　　整合医保 牵起医改“牛鼻子”

　　前不久，继福建整合“三保”设立医保办之后，海南省、甘肃庆阳市等纷纷整合“三保”，设立单独的医保管理机构，把药品采购、价格监管、医疗救助等职能一并划入。

　　为何福建医保改革模式受追捧？去年9月，福建省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正式组建成立。全省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新农合“三保”合一归属医保办管理，医疗服务价格、药品耗材采购配送管理职能也一并划入医保办。福建模式的关键之处，是把最紧要的“药价保”改革要素全部统一到一个部门，所有利益在一个框架下平衡，打破了原有的“三医”分割、不易联动的局面。

　　该模式脱胎于三明的改革。三明市三保合一后，医保提高了保障水平，基本保险、大病保险最高可补偿32万元，特困户还有第三次精准补助。明确“统筹包干、超支自负、结余归己”，医院也有了控制成本的动力。改革后医保基金连续5年保持盈余，2016年盈余1.2亿元。三明经验扩展到福建全省后，带来了更大的联动效应——重拳打击药价虚高，腾出空间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省级医疗项目4次价格调整，金额达5亿多元，医保全额跟进，没有增加百姓负担，医务人员薪酬水平提高，达到社会平均工资的3—4倍。医保、医疗、患者、财政实现了多赢。

　　可见，改革医保管理体制相当于牵起“牛鼻子”，能实现多方共赢。长期以来，我国医保各项制度分属各个部门管理，城镇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在人社部门，新农合、疾病应急救助在卫计部门，医疗救助在民政部门。碎片化的制度衔接困难，资金使用效率低下，患者报销待遇难以提高；在对医院的监管上，采用事后的按项目付费，不仅无法有效监管，反而助长了过度医疗；在药品采购方面，最终的埋单人，却不“点菜”也不直接和药企结算，无法切断医院、药企的利益链；在医疗价格方面，医保的杠杆作用也发挥得不充分，一些价格过高浪费医保资金，增加患者负担，一些价格过低则影响医院积极性。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医保的资金盘子将越来越大，在公立医院总收入中的占比会越来越高，药品采购金额也会越来越高，医保对医院、药品、价格的监管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医保碎片化、被动补偿、不够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已不适应新形势、新要求，深化改革已势在必行。

　　有些地方利用医保手段“腾笼换鸟”，取消药品加成、医疗服务价格调整的成本，其大头由医保埋单，以此推动“三医”联动，看上去效果也不错。但是，“三医”联动不能停留在医保、医疗、医药之间的政策联动，更需要内在的利益联动。改革在打破旧的以药养医利益格局的同时，必须建立“三医”之间新的正向利益联系，让医保发挥既激励又约束的作用，促动各方自发构建起结构合理的医疗服务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着力推进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努力在分级诊疗制度、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全民医保制度、药品供应保障制度、综合监管制度5项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建设上取得突破。完善全民医保制度，对其他四项制度的建设起着“牛鼻子”作用，可以为人民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更好地建设健康中国。（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日）

　　“缺医少护”的中国式养老

　　国家推动医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使医疗和护理之间更好衔接，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提供服务，让老人能够花更少的钱，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今年83岁的老人程玉琴患有弥漫性脑血栓多年，常年靠吃药控制，状态一直不错。可这几年，女儿徐鸿渐渐发现，虽然母亲的言语、行动都还如常，却变得越来越健忘：比如做完饭总是忘记关煤气，哪怕她再三叮嘱母亲不要自己做饭，哪怕她在煤气灶上贴上提示的小纸条，母亲还是转个身的工夫就又忘了。

　　无数次类似的事情发生后，徐鸿从医生那里领回了“以后别离开人了，怕出危险”的指示，连忙请来保姆全天照护，可没过几个月就发现行不通：保姆除了能为母亲做做家务，平时根本“看不住她”。再加上两人的脾气合不来，母亲常常为些琐事置气，情绪一不好，身体也开始出问题。

　　自2005年父亲去世后，徐鸿的母亲一直独居。唯一的哥哥常年在国外，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在了她一个人身上。作为一名影视服装设计师，她时常需要跟着各种剧组辗转四处拍戏，一走就是几个月。这些年为了照顾母亲，她推掉了不少工作。可如今，眼看着母亲的年纪越来越大，也越来越离不开人照护，她终于不得不承认：“我不行了，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徐鸿的困境正是当前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困境。作为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早已进入老龄社会。民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的老人已超过2.3亿，占总人口的16.7％。而据联合国测算，到本世纪中期，中国超过60岁的老人将有近5亿人，这个数字将超过美国人口的总数。

　　2015年6月，国家卫计委发布《中国家庭发展报告2015》，调查显示，当前老年人养老主要依靠家庭成员和自己，超过1/4不能完全自理的老年人没有得到相应的照料。身体病痛多、生活难自理、生病时无人照顾，是老年人面对的最大的三个困难，而医疗则是老年人养老最强烈的需求。

　　今天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跑向一个愈发老龄的社会，然而面对庞大的老年人口和他们急迫的医疗、护理需求，整个社会都像徐鸿一样，还没有做好准备。

　　老有所“医”之困

　　若是放在几年前，徐鸿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要给母亲找养老院。如果说日常照护还可以找保姆来做的话，真正让她下定决心的，是两次带母亲看病的经历。

　　程玉琴年轻时是舞蹈演员，落下了腰腿的老伤。有一次，她的腰伤突然发作，动弹不得。徐鸿找到社区医院，可大夫们一听病人的年龄，纷纷表示“不敢接”，让她直接往大医院送。这让她犯了难：母亲的症状够不上急救车出诊的程度，但因为无法坐立，也不能打车，该怎么去呢？

　　无奈之下，徐鸿背着母亲一步步挪上了公交车，前往离家最近的三甲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公交司机看母女俩实在狼狈，破例在没到站时就给她们停在了医院门口。可好不容易挪到了急诊，因为没有住院床位，徐鸿只得又一步步背着母亲搭公交车回了家。

　　第二天，她几经周折才在家附近找到了一家有床位的中医医院，母亲入院卧床两周后，恢复了健康。

　　还有一次，程玉琴突然胃痛，呕吐不止。急诊医生进行了止痛、止吐的处理后，建议徐鸿带母亲到门诊进一步检查。徐鸿通过114预约到的号已经是一两周之后，等到去检查时，母亲已经没有任何症状了。

　　后来，经过一系列检查，程玉琴被确诊为慢性萎缩性胃炎，这是老年人中的常见病。这样的结果让徐鸿大舒一口气，但也连连后怕：“幸亏是没什么大事，不然要等这么久可怎么办？”

　　在医疗资源紧缺的中国，“看病难”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对于本已体弱多病、折腾不起的老年人来说，这样的体会显然会更深刻。按照我国“9073”的养老格局——即约有90％的老人选择居家养老，7％的老人在社区养老，3％的老年人在养老机构中养老——像程玉琴这样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绝大多数，但事实上，无论选择怎样的形式，基本医疗、照护服务的不足，是他们共同的困境。

　　2016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了76.5岁。人均寿命的延长，也让老年人的医护需求迅速上升。2016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公布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显示，中国老年人口低龄老龄化特征逐渐显现，超过75％的老年人自报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疾病；10.54％的老年人为轻度和中度失能；23.8％的老年人存在明显认知衰退的问题。

　　有数据显示，中国老年人疾病负担占GDP的比例从1993年的2.1％增至2013年的3.4％，卫生总费用占比近50％。而根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到2030年，人口老龄化将使中国的慢病负担增长40％。

　　与老年医护需求日益增长相对应的，是传统家庭照料功能的大幅减弱。实施了长达几十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如今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呈现出倒金字塔形。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自改革开放起，中国平均家庭人口规模不断下降：自1982年每户家庭人数4.41人减少至2012年的3.02人。

　　家庭规模的缩小和家庭结构的简化，意味着能够承担老年人照料服务的成员在减少。而可以预见的是，未来随着50后、60后们渐渐步入老年，他们的独生子女后代面临的将会是更加艰难的局面。

　　错位的养老市场

　　今年上半年，徐鸿将母亲送入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寸草春晖养老院——作为一家专业护理型养老机构，这里招收失能、半失能、失智老人。养老院内设有一间具备医保资质的医务室，可以满足入住老人们基本的医疗、护理需求。住进寸草春晖半年多来，母女俩都非常满意：有护工照顾日常生活，有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还有很多“老伙伴”。虽然有时还是免不了要往医院跑，但和以前比起来，徐鸿已经可以松口气了。

　　但并非所有老人都这么幸运。北京大学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医养结合产业分会会长李鹰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自己的一位同学高位截瘫多年，出于医疗照护的考虑，入住了北京一家高端的养老机构。然而，高额的收费并没有为她带来想象中的服务。就在不久前，她身上一处伤口感染需要换药，养老院的医护人员却无法完成，还是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下，每天奔波数十公里，往返于养老院与定点医保医院之间。

　　“这么高端的养老机构尚且如此，其他小的机构呢？”提起同学的遭遇，李鹰很无奈，然而，这正是许多养老机构医护水平的真实写照。

　　2011年，由北京市政协等单位组成的课题组，针对全市医疗服务体系建设问题进行过一次大规模调研。调查发现，全市共有养老服务机构386家，仅有103家内设医务室，73％的养老机构医疗服务短缺。其中，38％的养老机构既无内设医务室，也没有同周边医疗机构签订书面协议。36％的养老机构（138家）虽然与医疗机构签订了合作协议，但由于服务标准和要求不明确，缺乏监管等原因，医疗服务难以持续。而在设有医务室的养老机构中，只有52家内设医务室经过卫生部门批准，有医保定点资质的仅为21家。

　　根据联合国的标准，若一个地区65岁以上人口达到总人口的7％，该地区即被视为进入“老龄化社会”。若这一比例进一步升至14％则为“高龄社会”；若超过21％以上，则为“超高龄社会”。

　　2017年4月，渣打银行发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亚洲经济体尤其是东亚，人口高龄化速度比其他地区更快。报告援引联合国的推算称，中国只用了25年的时间从老龄化社会发展成高龄社会——同样的转变，英国花了45年，美国花了69年，法国更是花了115年。他们还预测：中国将于2035年进入超高龄社会。

　　在这份报告中，渣打银行用“前所未有”来形容中国社会老龄化的速度，而这样的速度显然给传统的养老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其中，受影响最大的是失能、半失能的老年人群体。

　　“过去养老机构不喜欢收高龄、失能的老人，而愿意收‘活力老人’，因为照顾‘活力老人’简单。所以我们国家整体的养老院床位数现在达到670万，但照顾刚需的失能、失智老人的就非常少，大概不到20％。”民政部养老服务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医促会健康养老分会会长乌丹星指出，出于节省成本、规避风险等考虑，多年来，最需要入住养老机构的失能、失智老人大多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这就跟整个市场的需求形成了一个错位。”

　　《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截至2016年，我国失能、半失能老年人大致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18.3％。而民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各类养老机构达4万多家，但真正具备医疗服务能力的只有20％。

　　中投顾问最新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则指出，目前，绝大多数老年人都处于带病生存的状态，生活不能自理者高达1877万，这一数字到2020年将超过2000万。然而，当前老年医疗养老服务满足率仅为15.9％，有84.1％的老年人没有得到相应的医疗养老服务。

　　这样的现状也进一步加重了医疗体系的负担：由于许多养老机构无法提供专业的康复护理服务，许多人因此将医院当成了“养老院”。2015年，《南方都市报》就曾报道过这样一则新闻：广州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因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被家人送入医院治疗，一住就是12年。家属每月交来2000元基本的“托管费”，却一直拒绝将老人接回。

　　医养结合出台

　　一面是医护水平不足的养老机构，一面是不均衡的医疗资源，日渐庞大的老年群体对医疗照护和生活照料的需求，让养老中的医疗服务短缺问题日益突出。

　　2013年9月，国务院相继出台35号和40号文件，鼓励医疗机构和养老机构合作，加快发展健康养老服务。2015年11月，国家卫计委、民政部等九部委联合发文，给出了“医养结合”的时间表——到2020年，所有医疗机构都要开设为老年人提供挂号、就医等便利服务的绿色通道；所有养老机构能以不同形式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卫生服务。

　　在北京大学医养结合养老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李鹰看来，医养结合是个有中国特色的问题，政策的出台是为了解决一些根本性矛盾对养老需求造成的影响。她举例说，“医改让医疗服务的发展具有市场经济特色，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医院从设备到人才配备都是往高走，不往低走，这就造成了大众医疗和高精尖医疗之间的矛盾。而养老是一个保民生的问题，老年病和临终关怀不需要消耗更多的高精尖技术和人才资源，无论是日间照护、养老机构，还是家庭、社区、医养结合服务，全科医生和管理型护士应该是主导者。”

　　按照顶层规划，所谓“医养结合”，指的是通过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的有效结合，实现社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其中，“医”包括医疗康复保健服务，具体有医疗服务、健康咨询服务、健康检查服务、疾病诊治和护理服务、大病康复服务以及临终关怀服务等；“养”则包括生活照护服务、精神心理服务、文化活动服务。

　　国家卫计委家庭发展司副司长何炤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发展医养结合，一方面可以优化医疗资源的使用效率，将集中在大医院或者长期在大医院住院的老年人逐步引导到康复医院、护理院或是有医疗服务能力的医养结合机构，从一定程度上缓解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的压力；另一方面，通过支持养老机构设立医疗机构等措施，提高养老机构提供基本医疗服务的能力，可以让一些有医疗护理需求的老人根据健康情况和自身条件在医养结合机构中接受服务。同时，加强对居家养老、社区养老的老年人提供所需的基本健康管理服务，逐步建立起“治疗在大医院，康复和护理在医养结合机构或养老机构”的综合连续的服务模式，尽最大努力解决数亿老年人的健康养老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老年学研究所所长杜鹏指出，国家推动医养结合的目的，是为了使医疗和护理之间更好衔接，同时也是为了更有效地提供服务，让老人能够花更少的钱，享受更高质量的养老服务。

　　而对于养老机构来说，引入医疗资源能够弥补原先医疗护理方面的不足，为老人提供更多照料、康复的选择，形成新的盈利点；与此同时，医疗机构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压床”的现象，提高病床周转率，使医疗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

　　乌丹星指出，国家提出医养结合的政策路线，并非只针对老人“看病难”的困境，核心要解决的其实是失能、失智老人的养老问题。一来是希望医疗机构能够重视治病的后端，对老年人慢性病，尤其是因病失能之后的生活、康复状态，给予必要的关注和支持。同时，也是对养老机构提出要求，在资源配置方面对高龄、空巢、失能、半失能、失智等老人的医疗、照护需求给予更多的关怀。

　　显而易见，医养结合已经成为政府决策部门及专家学者们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政策出台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养老服务机构和医疗机构已经开始了有关医养结合的各种尝试与探索，希望能够为解决老龄化进程中最迫切的医疗服务需求，找到一个有效的解决之道。（来源：《中国新闻周刊》2017年11月13日）

　　首个人体基因改造疗法今天正式启动

　　布莱恩·马度今年44岁。除了身材比普通人要矮小不少外，这名中年男子并没有什么容易引人关注的地方。

　　今天，布莱恩成为了全世界的关注焦点：他是人类历史上首名接受基因改造疗法的人。

　　“成为首名（接受基因改造疗法的）患者，我感到诚惶诚恐，”布莱恩说：“我愿意接受这个风险。希望它能帮助到我，也帮助到其他病人。”

　　布莱恩所患的是一种叫做亨特综合征（Hunter syndrome）的罕见病。在全世界范围内，像他一样的患者不足一万人。这些患者缺乏一种叫做IDS的酶。于是，原本应被降解掉的有毒代谢产物在细胞内不断累积，给心脏、骨骼、大脑等器官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许多患者会在成年前离开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看，44岁的布莱恩简直是个奇迹。

　　但这并不能改变布莱恩也是患者的事实。多年的疾病让他的身体残破不堪。得病以来，他已经接受了26次手术，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去年，由于支气管炎和肺炎，他差点溺死在自己的呼吸道分泌物里。

　　他不想再过这样的人生了。此时，一家名为Sangamo Therapeutics的加州生物技术公司进入了他的生活。医生说，这家公司正在开发几款基因疗法，其中一款针对的恰好是亨特综合征。

　　“我这辈子都在等待这个时刻。”布莱恩躺在病床上说。

　　说到基因疗法，许多人都不会感到陌生。今年8月，美国FDA批准了第一款基因疗法：科学家们能把癌症患者体内的免疫T细胞分离出来，进行基因改造，让它们能识别癌细胞，并发起攻击。最早接受这种疗法的一名小女孩，已经5年无癌。

　　就在上周，顶尖学术期刊《自然》上也刊登了一项研究。医生们用基因疗法，在短短2个月的时间里，为一名罕见病儿童修复了全身80%的皮肤，硬是从死亡线上把他拉了回来。

　　然而，布莱恩要接受的基因疗法截然不同。之前的这些疗法，都是从患者身体上分离细胞，在实验室里进行基因编辑，再把这些细胞应用到患者身上。

　　Sangamo的基因疗法，要在患者体内直接对基因组进行编辑。

　　“我们切开你的DNA，打开一个口子，插入一条（正常的）基因，再把它缝起来。你看不见修补的痕迹，” Sangamo公司的首席执行官Sandy Macrae博士说道：“它会成为你DNA的一部分，陪伴你终身。”

　　这种方法有望能一劳永逸地根治亨特综合征。在基因疗法诞生前，患者只能每周接受一次酶替代疗法，从静脉输入体内缺失的IDS酶。每年，酶替代疗法的开销在10万-40万美元不等。而且，静脉输注的酶无法突破血脑屏障，因此无法预防大脑损伤。

　　本周一，布莱恩来到了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UCSF）的Benioff儿童医院。在那里，护士用棉球擦了擦他的上臂，然后将针头插进了他的静脉。布莱恩对这个过程很熟悉。看起来，这个过程与酶替代疗法没有什么不同。

　　然而顺着针头进入布莱恩体内的，不是成熟的IDS酶，而是功能正常的IDS基因，以及能够在固定位置切开布莱恩DNA的基因改造工具。这些分子的数量以10亿计。

　　该疗法使用的并非目前火热的CRISPR-Cas9基因编辑手段，而是更为精准的锌指核酸酶（ZFN）技术。利用一种特殊的病毒，研究人员们将正常的IDS基因与ZFN改造工具运进了肝细胞内。然后，ZFN会在基因组的特定位置切开一个口子，正常的IDS基因能无缝“粘贴”进去。

　　布莱恩的基因组将就此不一样。44年来，他的肝细胞将首次有能力合成健全的IDS酶。

　　研究人员们说，只要有1%的肝细胞能够被基因改造，产生的酶就足以控制病情。

　　“这项技术的安全性有多好？我们正在观察，”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基因疗法先驱Carl June教授说道。他没有参与这项研究，但他认为先前的安全性测试结果很棒。

　　对于安全性的担忧是完全有必要的。和任何治疗方法一样，基因疗法也有自己的独特风险。

　　“基因疗法就是在小心翼翼地利用自然。”Scripps转化科学研究所的知名科学家Eric Topol教授说。他认为，限于目前人类的认知，我们永远也无法100%地确认风险。

　　在基因疗法的研发早期，作为载体的病毒往往会引起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1999年，一名18岁的少年Jesse Gelsinger因此去世，一度让基因疗法领域陷入停滞。

　　另外，人们也担心基因会不听指挥，插入到基因组的其他部位。几年前，正是基因的异常插入让几名患儿体内的癌症基因得到激活。在接受了基因疗法后，他们得上了白血病。

　　作为一种永久改变基因组的疗法，布莱恩一旦选择接受治疗，就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幸好，我们现在对基因疗法有了更好的理解和控制。布莱恩接受的病毒载体非常安全，ZFN对基因组的编辑也很精准，理论上的脱靶风险很低。为了进一步增加安全性，研究人员将这套基因改造系统的作用范围限定在了肝脏。因此，它不会对其他器官或是生殖细胞进行改造。

　　“当你随机插入DNA时，有时会得到好的结果，有时不会得到任何结果，有时结果甚至会对人体有害，”斯坦福大学的生物伦理学家Hank Greely教授说道：“基因编辑的优势在于，你能把基因放到任何你想要的位置里。”

　　“目前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这项疗法会变得危险。现在还没到要担心害怕的时候。”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Howard Kaufman教授说道。先前，正是他所在的顾问小组批准了这些试验。

　　布莱恩静静等待着基因疗法的结果。一个月内，他就会知道基因疗法是不是起效。而对于疗效和安全性的最终评估，则会在3个月内进行。

　　基因疗法无法逆转布莱恩身体已有的损伤。但一旦见效，它就有望让布莱恩避免身体的进一步受损。

　　不远处的光亮让布莱恩重新畅想起生活。多年以前，布莱恩是一名烧得一手好菜的厨师，他的饭店招待过不少明星。他也热爱骑马，享受在田野中驰骋的感觉。如今，病魔夺去了他的爱好，而基因疗法有望让他拿回属于自己的生活。

　　回归健康后，布莱恩计划将迈入婚姻的殿堂。他的未婚妻是一名护士，两人在15年前的一次治疗中相遇。

　　“我的疾病首次能有治愈的希望，”布莱恩说：“我感到又紧张又兴奋。”（来源：《学术经纬》2017年11月16日）

　　助力医改 药师如何“华丽变身”？

　　“药品在中国比较特殊，经常被当成商品卖，但药品本身应是治病救人的工具。”在11月15日举行的浙江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70周年“未来医院建设与发展”学术活动上，国家卫计委医管中心药械处处长赵靖指出当前我国用药的畸形现状。

　　按照预期，全国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在今年9月30日前全部取消药品加成。这意味着，此前医疗机构所有药品15%加成将消失，药品再也无法为医院带来利润，随之带来的问题是，药师要如何转型？在学术活动上，赵靖讲出了自己的见解。

　　药品加成取消 药师作用凸显

　　医改无法忽视药师的作用，药师工作的崛起，能让医患双方都受益。如何在这场改革的大潮中冲浪，是所有执业药师必须正视的问题。

　　“在取消药品加成之前，大多数公立三甲医院的药品收入占到全院总收入的40%-50%，二级医院约为50%-60%，实行药品零差率之后，医院药品收入占比普遍下降7个百分点。”赵靖坦言，药品零差率给医院运行带来较大压力。

　　毫无疑问，药品实行零差率后，药师压力最大。据赵靖介绍，全面取消药品加成使药师部门从过去的利润部门变成成本部门，为控制医院运行成本，部分医院往往选择将门诊药房承包出去，减少药师数量。

　　“我认为未来药师部门不仅不应被削弱，还应该加强。”赵靖指出，无论是在取消药品加成之前还是之后，药师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2010年到2013年的抗病药物专项整治为例。各级医疗机构明确抗菌药物遴选、采购、临床使用、监测和预警、干预与退出全流程工作机制，建立细菌耐药预警机制，对抗菌药物进行分级管理。“门诊抗病药物和住院药物的使用率大幅下降，都离不开药学部门的参与。”

　　完善临床用药评价 药师队伍应接不暇

　　事实上，在药品发放过程中，药师把关是全球通则，药师有义务和责任对处方进行审核，对有潜在风险的处方进行干预和纠正，并且有权拒绝发药。

　　我国的《处方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也对此有明确要求：“药师经处方审核后，认为存在用药不适宜时，应当告知处方医师，请其确认或者重新开具处方。药师发现严重不合理用药或者用药错误，应当拒绝调剂，及时告知处方医师，并应当记录，按照有关规定报告。”

　　不过，现实略显尴尬。截至目前，大多数医院药师的工作多停留在发药、派药等工作上。2017年1月，国家卫计委印发《2017年卫生计生工作要点》，其中一条为实施药品改革，指出要“完善临床用药综合评价体系建设标准和评价指标方法，加强合理用药和不良反应监测，规范诊疗和用药行为。”

　　“医师并没有原动力控制药占比，但这一重任如今又自然而然落在药师身上，这主要表现在药师对医生用药进行干预和评价。”赵靖强调。这一重任自然而然地落到了药师身上。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我国有一万多种药物在市场上流动，每种药用量不尽相同，每家医院的用药习惯也不一样。这对药师的专业水平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同时也成为当下药师的一个大挑战。

　　“我国药师队伍的成分相对复杂，有从医生或护士转岗而来，也有技师转岗成为药师，即使是药学专业人才，也有一部分所学并非临床药学。”在赵靖看来，由于药师队伍成分复杂，我国医疗机构的药师准入标准始终不够清晰，“这给临床用药评价带来困难。”

　　如何华丽转型

　　在“医药分开”改革的大背景下，药师的作用已经越来越被凸显。同样，这也对药师转型提出了要求。

　　在赵靖看来，药师转型首先要从理念上转变自己，从以往保障药品的供应为中心转变为提升临床药物管理为中心。其中重要的一环为落实处方点评，对不合理用药进行监管和优化。

　　其次是从药品为中心，转变为以患者为中心。“以前医院的医生开不出药，就给药剂科打电话，要其准备好药品，现在，药师应该加入到临床治疗中去，变成临床诊疗团队的一份子，为临床提供用药决策。”赵靖说。

　　最后是转变体制观念。随着药师队伍在临床诊治中作用的凸显，药师越来越需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这体现在树立安全用药、经济成本核算的观念，提升技术服务水平上。

　　赵靖透露，不久之后，国家将出台相关文件，将合理用药纳入对医疗机构的考核指标，并迅速推向全国。“以后合理用药考核评价将成为各科室绩效考核评价的重要部分，财政对每家医疗机构的拨款也会参考这个指标。”

　　在他看来，药师部门在医院既不应该是利益中心，也不应该是成本中心，而是成为帮助医院节余成为的部门。（来源：健康界2017年11月17日）

　　超早早产儿一年增加近三倍 救治护理难如“闯关”

　　11月17日是世界早产日，武汉儿童医院16日举办早产儿日活动，该院发布数据称，根据近两年的统计，胎龄小于32周的极早早产儿增加三成，胎龄小于28周的超早早产儿增幅近277%。专家分析，这与二胎放开、生育年龄变大、生殖技术发展、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相关。

　　今年2月，在妈妈肚子里才呆了25周，小乖就急不可耐的来到人间，他出生时体重只有760克，像小猫一样瘦弱，小脑袋跟女性拳头差不多大，胳膊跟护士的手指一样细，连最小号的新生儿纸尿裤，他都穿着看上去大了几号。

　　小乖多个脏器均未发育成熟，护士们像对嫩豆腐一样，精心呵护这个小家伙。给他换纸尿裤时，担心血液回流到脑部造成颅内出血，不敢抬高他的屁股；小乖的血管像发丝一样细，给他打针时，都是最资深的护士给他“一针到位”；遮光暖箱采取“鸟巢式”的护理，给他一个安静舒适的睡眠环境；为了防止长期上呼吸机对患儿稚嫩皮肤造成压疮，护士给他贴上了各种皮肤保护膜和使用水袋；从开奶时的微量喂养到全胃肠道喂养，护士们耐心地一点点加减调整。在新生儿内科住了117天后，小乖终于康复出院，创下了该科住院时间最高记录。

　　在武汉儿童医院，像小乖这样的超早产儿，前几年只是零星出现，而近一两年数量有明显增长。

　　武汉儿童医院新生儿内科曾凌空介绍，该科统计了2015年7月到2016年6月、2016年7月到2017年6月共24个月的NICU（新生儿重症监护室）的住院数据显示，这两年时间里，NICU收治早产儿病人数有明显增加，从759增长到1038例。变化更为明显的是，出生胎龄小、出生体重轻者明显增多，胎龄小于32周的极早产儿收治总数增加44人（从143例到187例），增加幅度30.7%，胎龄小于28周的超早产儿收治人数从9例增加到34例，增幅为277.7%。科里住院时间超过30天的，绝大多数为早产儿。如今，医院每个月收治的早产儿比例也呈增加趋势，极早和超早产儿比例增加，这给救治和护理工作大大增加了难度和工作量。

　　曾凌空指出，早产儿增多，与二胎放开、生育年龄变大、生殖技术发展、环境变化等多重因素相关。对于早产儿的救治犹如“闯关”，尤其是一些超早产儿，有可能经历呼吸衰竭，严重感染及喂养不耐受等难关，还有颅内出血，高胆红素血症，持续胎儿循环等关口。同时，早产儿由于胎龄小，出生体重低，全身各器官系统发育不成熟，生命力非常脆弱。对于这些小宝宝来说，治疗和护理都非常重要。（来源：人民网2017年11月19日）

　　国人较真中药的毒性 国外关注毒性中药的有效性

　　最近，“马兜铃致癌”事件沸沸扬扬。此事源起发表在《转化医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文章提示马兜铃酸或为肝癌发生的风险因素，但并没有提供马兜铃酸导致肝癌的直接证据。对此，国家食药监总局新闻发言人称，根据流行病学大样本、大数据分析，我国肝癌患者主要由乙肝病毒感染引起。是否与马兜铃酸有直接关系，尚无有力的数据支撑。

　　上述那篇论文研究结果指出，中国台湾98例肝癌中的78%、大陆89例肝癌中的47%，显示马兜铃酸相关突变特征。其实，基因突变不等于癌，含马兜铃酸中药与肝癌的内在联系尚不清楚。但是，在媒体的反复传播下，标题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例如，《“害人不浅”马兜铃酸是个什么东西？台湾八成肝癌及大陆近五成肝癌凶手竟是它！》《伤肝伤肾还强致癌！“马兜铃酸”这个名字一定要记牢》《这个研究火了，马兜铃酸致肝癌？！》……这些标题让不明真相的公众心惊肉跳，不少人只看标题不看原文，也不去探究马兜铃酸和肝癌之间的因果联系，宁信其有、不信其无。一篇没有确定结论的论文变得言之凿凿，搞得人心惶惶。

　　近年来，中药有毒的说法一直在广为流传。中药伤肝伤肾，大多停留在讲不清、道不明的传说层面。但是，一些媒体和网站从中推波助澜，不只是质疑中药毒性，而且进一步推论“有毒的中草药千万别乱吃”，以“莫须有”的罪名抹黑整个中药行业。

　　在中医里，“毒”性指药物的偏性，根据药性的峻猛程度，有大毒、常毒、小毒、无毒之分。中药有毒成分往往是治病的有效成分，即以毒攻毒。例如，马钱子的番木鳖碱、巴豆中的巴豆油等既是有毒成分，也是有效成分。有毒中药的毒副作用，通过炮制或配伍可以减轻或消除。中药有毒无毒，关键是能否对证治疗。古人说：“药之害在医不在药”。只要对证治疗，有毒的药也安全；不对证治疗，无毒的药也有害。诚如清代医家徐灵胎所言：“虽甘草、人参，误用致害，皆毒药之类也。”离开中医的指导，乱用或滥用中药，就容易出问题。如果在医生指导下，按照安全剂量、用药时间服用，就不会引发毒性反应。

　　不少人担心马兜铃将殃及整个中药行业。中医开方时，按照原则，如果某种药物被禁止，连替代的药物都找不到，处方都组不全，只能望药兴叹，中医还怎么看病？反观国外，马兜铃却是另外一番光景。马兜铃科植物中有一种名为汉防己的药材，它的提取物汉防己碱，是一种很有前景的抗埃博拉病毒候选药物，美国和德国研究人员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中国人用科学性来较真中药的毒性，而国外科学家更关注毒性中药的有效性。结果，老祖宗的宝贝成了外国人的摇钱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传承发展中医药事业。中医药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要把它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离不开良好的舆论氛围。在众声喧哗时，社会各界特别是各类媒体要摘掉有色眼镜，少些污名化臆想，多些责任担当，正本清源，还原岐黄术的本来面貌，不要让“莫须有”毁了中医药。（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7日）

　　消除社会办医的尴尬

　　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仍以公立为主，必须从体制机制上着力，推进“放管服”改革，拆除隐形门槛，打破“玻璃门”，让社会办医走出困境，为居民提供更充分、更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

　　人人都盼健康度过一生，幼时需“有所育”，老时需“有所养”，病时需“有所医”，整个生命周期离不开医疗、健康服务。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对“大健康”的需求日益增加。

　　十九大报告提出的“要完善国民健康政策，为人民群众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回应了人们的迫切需求。但是，仅靠政府一己之力举办公立医疗机构，显然难以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引入社会力量举办各类健康服务机构，补齐、补足健康服务业短板，升级供给结构，是解决这一矛盾的主要途径。

　　目前，我国医疗服务体系仍以公立为主。2016年卫生和计划生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公立医院床位占78.3%，诊疗人次占医院总数的87.2%。20世纪80年代开始，社会办医政策松动，民营医院开始在中国出现。然而，经过30多年发展，民营医院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床位量、诊疗人次、入院人次等服务指标占比始终不到20%，“边缘地位”“技术不行”“质量堪忧”“管理混乱”等印象深植众人脑海中，成为国内民营医院的标签。

　　民营医院的尴尬不是一天形成的。

　　医疗机构良好运行的关键是专业人才，我国医学专业人才八成以上都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纳入事业单位编制管理，享有社保待遇、职称晋升、学术平台等，难以流动到社会办医疗机构执业。即使多点执业政策已放开，但在人事制度框架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医生多点执业仍面临风险分担、利益协调等问题。其次，民营医院运行中面临审批、医保定点纳入、融资、税费等方面的“玻璃门”。第三，行业内“赚快钱”心理长期存在，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水平参差不齐，“打擦边球”现象很普遍，群众口碑不佳。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国人健康和医疗卫生水平大幅提高，但医疗资源分配不平衡、医疗服务供给整体上不充分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健康服务需要，必须从体制机制上着力，以更开放的心态、更果敢的勇气，鼓励和引导社会办医，以此撬动公立医院改革，促进人才、资金等要素流动，从而优化医疗供给侧结构，打造一个升级版的医疗、健康服务体系。政府要将公立、民办机构关系重新定位，分类管理。各地科学合理规划，测算各类服务需求量，确定不同办医主体的结构、分布、数量。推进“放管服”改革，拆除隐形门槛，打破“玻璃门”，对民营机构一视同仁。民营机构本身也应加强管理，制定行业规范、标准，提高整体服务水平。同时，公立医院应加快改革，给社会办医腾出发展空间。

　　社会办医30多年的尴尬局面，不能奢望一朝消除，但也别缩手缩脚、踟蹰不前。对标“健康中国”的发展要求，放眼“大健康”的发展前景，对社会办医的激励、规范政策还应进一步深化、细化，让市场“长袖善舞”，更好地守护百姓健康。（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11月17日） 

　　

理论前沿

　　职能合并并不能解决“九龙治水”导致的扯皮问题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朱恒鹏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这意味着今后社会保险工作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是“公共服务”。各级政府部门如何转变观念，由传统的行政管理主导思路转向公共服务理念，将是这一改革目标能否落地的关键。

　　今年福建、海南等地的医改，引人注目之处是整合了此前分散在多个部门的医疗、医保和医药管理职能于一个相对独立的机构——医疗保障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医保办。这种改革方向是否和“公共服务”理念相一致？恐怕不是。

　　有评论认为，福建、海南此次成立的医保办，职责囊括了医疗、医保、医药的全部管理职能，彻底改变了之前“九龙治水”的局面，从根本上实现了“三医合一”，“有利于整合医保管理体制，减少行政层级和多头管理，提高医保管理的效率”。

　　合并分散在多个部门的职能于一个部门，是否真的会改变此前“九龙治水”的多头管理格局？恐怕未必。

　　道理说来很简单。如果主管省长协调不好人社、卫计、民政、物价等部门，解决不了“九龙治水”导致的扯皮问题，医保办主任为何就能协调好医保基金管理处、医疗服务价格处和药械采购配送监管处等处室，解决“九龙治水”问题？正厅级的医保办主任的权力和权威会超过副部级的主管副省长吗？

　　换言之，此前九条龙（厅级部门）分掌九条河（职能），所谓“九龙治水”，现在一条龙（厅级）执掌九条河，这条龙会怎么办？无非是再聘用九条小龙（处级部门）分别负责一条河，也就是说依然是个“九龙治水”格局，行政层级并没有减少，多头管理亦没有减少。

　　职能合并到一个部门并不能解决“九龙治水”导致的扯皮问题，例子比比皆是。随手一例，发改委集中了很多经济社会管理职能，而且是一个强势部委。发改委中涉及医疗行业管理的部门至少有以下几个：体改司中的公共服务处，价格司中的服务价格处，社会司中的健康保障处，产业司中的服务业处，投资司中的公共事业投资处。这么多涉医管理职能集中在发改委，但协调仍是不易。1997年国务院就发文调整医疗服务价格，2004年国务院发文控制公立医院规模，这些工作进展如何？有目共睹。

　　发改委集中了这么多经济社会管理职能于一身，事权统一了吗？没有，还是要分散到各个司的各个处来分头管理。道理说来很简单，不是事权分散导致“九龙治水”，而是事权太多只能是“九龙治水”。“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不是态度问题，是能力问题。自家门前雪都扫不完，哪有能力管他人瓦上霜？

　　道理很简单，行政职能不减少，政府管的事不减少，行政部门的分分合合，并不影响行政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一句话，没有小政府，焉有大部制？

　　网上流行一句话：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我们就分析一下这个“万一”：合并分散在各部门的职能于一个部门，假设真的减少了行政层级和多头管理，提高了医保管理的效率，解决了“九龙治水”的扯皮问题，好处自然是提高了效率，那坏处是什么呢？

　　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结果的坏处是破坏了“九龙治水”的制衡机制，或者说风险分散功能。实际上，“三明模式”能够坚持下来，恰恰是因为部门之间的制衡机制发挥了作用。如果各项涉医职能都集中到了卫生部门，三明医改就被窒息掉了。“防火防盗防卫生”是三明医改主政者彼时的心声。没有其他部门的制衡，大权独揽的卫生是防不住的，又怎能有坚持至今的“三明模式”？

　　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如果涉医职能集中到医保办后，医保办主任真的协调好下属各个处室，实现了整个医保办口径一致、行动一致，结果会怎样？结果就是省长们只能听到医保办主任一个人的声音了。垄断了信息向上传递的渠道，也就控制住了领导决策的依据。想一想，如果省长们只能听到医保办愿意让他们听到的、只能看到医保办愿意让他们看到的，将会怎样？同时，省长们的决策也就完全被医保办操控了，医保办愿意执行的省政府指令，当然能够高效率执行，可是医保办不喜欢的指令呢？它就总能消弭于无形。

　　军事行动这么高度需要效率的工作，司令之外还必须设个政委进行制衡；企业经营这么需要效率的事儿，总经理之外还要设书记予以制衡，即便这样，还是不放心，还要再设一个纪委书记制衡这二位。现在内设纪委之外，机关事业单位和国企还增设了派驻纪检组。其中道理就在这。

　　即便不考虑主观上故意欺上瞒下，就说说能力的局限性吧。“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再朴素不过的道理。按照普通人对错参半的常情，“九龙治水”格局下，九条龙都错的概率是0.5的九次方，接近于零，也就是说九龙中总有一条乃至几条会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总能办成几件正确的事儿，可是若一龙治九水，办错事、办坏事的概率可就变成50%了。

　　简言之，通过集权强化行政权力的做法，既解决不了部门扯皮问题，也无从提高医疗保险管理效率。正确的改革方向需要从“公共服务”四个字中寻找。社会保险的核心是社会经办和社会治理，把市场能够做好的坚决还给市场、把本应由社会经办的工作坚决交给社会，才能真正做到“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来源：《中国医疗保险》2017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