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端动态

　　★中央全面深改组会议：要扩大医疗保险制度覆盖面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7月19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会议指出，药品医疗器械质量安全和创新发展，是建设健康中国的重要保障。要改革完善审评审批制度，激发医药产业创新发展活力，改革临床试验管理，加快上市审评审批，推进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完善食品药品监管体制，推动企业提高创新和研发能力，加快新药好药上市，满足临床用药急需。

　　会议强调，改革牵头部门对已经推出的改革开展督察是抓落实的一项重要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有关方面按照党中央部署，以建立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为目标，统筹推进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等各项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取得明显进展。下一步要针对发现的问题搞好整改，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保障人民群众权益。（来源：新华社2017年7月19日）

　　★李斌：“抓落实” 推动全年各项改革发展任务完成

　　7月24日，全国卫生计生系统2017年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党组书记李斌出席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战略思想，全面落实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和“一纲要两规划”，深入研讨公立医院综合改革，统一思想，凝聚力量，把“抓落实”作为主旋律，坚定不移推动全年各项改革发展任务顺利完成。

　　李斌指出，今年以来，全系统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工作落实年”的安排，齐心协力、苦干实干，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在20个省份、242个城市和全国所有县（市）推开，分级诊疗试点城市扩大到321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超过3.2亿人，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财政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450元，有效解决短缺药品供应保障问题，综合监管能力不断提高。落实全面两孩政策，妇幼健康服务不断改善。公共卫生和卫生应急能力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进一步改善，中医药特色优势进一步彰显，群众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全系统深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完成各项卫生计生任务提供了力保障。

　　李斌强调，下半年全系统要把学习贯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精神向广度和深度拓展，重点向市县级以下覆盖、向专项业务领域深化。全面推开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全部取消药品加成；深入开展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试点，所有三级公立医院全部参加医联体建设并发挥引领作用，深入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合理设定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基础包和个性包；加快推进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加大推行药品购销“两票制”改革，落实公立医院药品分类采购政策，实现高值医用耗材阳光采购；加强医疗卫生机构准入和运行、医疗质量安全监管。推动三级医院全面实施预约诊疗，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加强生育全程基本医疗保健服务，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健康获得感。采取超常规举措和倾斜性政策，全力推进健康扶贫工程深入实施。切实加强公共卫生、食品安全与卫生应急工作，当前要重点做好夏秋季传染病防控。以实施《中医药法》为契机，加快推进中医药事业发展。统筹做好卫生计生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信息化大数据、国际交流等工作。弘扬职业精神，选树先进典型，持续加强卫生计生行风建设。全系统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进一步增强抓落实的主动性自觉性，从讲政治的高度抓落实，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抓落实，以求真务实的作风抓落实，破解矛盾，解决问题，不断增进群众的健康福祉，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来源：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2017年7月24日）

　　

时政观察

　　★国办首发医学教改专项文件透露什么信号

　　在7月12日举行的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连用了两个“第一次”，来形容这两天国务院在医学教育改革领域频出的“大动作”——

　　“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就医学教育改革发展这一专项工作出台文件，是第一次。国务院副总理亲自出席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并作全面系统部署，召开这样一个高规格、高层次、大规模的会议，也是第一次。”

　　7月11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深化医教协同进一步推进医学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7月10日，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教育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召开了全国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工作会议，会前李克强总理作出重要批示，刘延东副总理出席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吴岩说：“这个大会召开、文件发布，在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医学教育改革发展历程中都是史无前例的。”那么，这次大会和文件究竟释放了哪些改革信号?这次改革的重点任务和主要目标又是什么?12日，教育部、国家卫计委负责人回答了记者提问。

　　医学教育涉及教育、医疗这两个重大民生问题。吴岩说，医学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合格医学人才、满足人民群众健康需求，卫生健康事业发展既为医学人才培养提供更加优良的条件和环境，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学医、从医，也为医学教育改革提出了新的要求。

　　但近年来，我国医学教育存在一些深层次问题和困难，突出表现在，医学教育学制学位多轨并存，临床医学人才标准化、规范化培养制度建设，特别是职业素养和临床实践能力培养有待进一步加强。吴岩说，“人命至重，有贵千金”，质量是医学教育的“生命线”，此次改革的核心任务就是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

　　比如，在院校教育方面，从入口生源质量、过程深化改革、出口质量保障等环节全方位推进改革。吴岩说，这次将改革医学专业招生办法，逐步实现本科临床医学类、中医学类专业一本招生，鼓励中央部门所属院校适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

　　吴岩表示，当前我国医学教育结构仍不尽合理，主要表现在：总体招生规模偏大、个别高校单点招生数量过多，区域间医学教育发展水平差距大，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培养不足。

　　全科医生是当前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短板，也一直备受关注。12日，国家卫计委科技教育司司长秦怀金在发布会上提到，目前医学人才队伍里面最短缺的一类人才就是全科医师，发达国家全科医师占医师总数的30%—40%，而中国的这一数字是6.6%，这直接影响了分级诊疗的推进。

　　在秦怀金看来，分级诊疗旨在让公众在家门口得到全方位、连续的医疗卫生服务，而全科医生是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如果全科医师数量不足，基层的医疗服务能力就提不上去。为此，政府拟从医学教育和薪酬制度改革两个方面，鼓励医学生成为全科医师，到基层提供服务。

　　《意见》明确提到，鼓励有条件的省份结合本地实际，探索按照考生户籍以县为单位定向招生的办法，把本科毕业生全部纳入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吴岩表示，针对全科医生下不去、留不住的问题，教育部将进一步完善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政策，实行“县管乡用”(县医院聘用管理、乡镇卫生院使用)的用人管理制度，保证定向生回得去、用得上;医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经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的，可直接参加中级职称考试，考试通过的直接聘任中级职称，以此提升基层卫生岗位的吸引力。

　　秦怀金还透露了一组数据，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卫生人员总数超过1000万。其中执业医师、助理医师共319万人，但本科以上学历的医师只占总数的51%。无论从学历还是专业水平上看，中国医学人才都存在短板。

　　他说，接下来医学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是要严把教育质量关，按照公众的医疗需求，补齐全科医师、儿科医师、妇产科医师的缺口。最终目标就是要“提供能让老百姓满意的、信得过的好医生，在家门口就能看上好医生”。（来源：《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13日）

　　★国务院深化医改小组报告显示：部分公立医院未取消药品加成

　　国务院深化医改领导小组日前发布《2016年度医改工作进展监测报告》显示,2016年我国医改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92.6%的地市调整了医疗技术服务项目价格,各项医改呈现出良好局面。但仍然存在公立医院改革没有全覆盖,部分公立医院没有全部取消药品加成等问题。

　　2016年是“十三五”开局之年,各项医改有序推进、成效明显。监测数据表明,我国医改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2335家公立医院全面实施改革。各项医改呈现两升两降良好态势:居民健康水平持续上升,卫生资源配置水平得到提升;医疗费用增长幅度持续下降,居民就医负担不断减轻。2016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门诊费用及住院费用构成中,药占比分别为49%和34.2%,较2015年下降了2和2.5个百分点。

　　医改取得成效的同时,个别领域仍有待深化改革。国家卫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按照国务院医改任务要求,2017年9月底前我国公立医院要全面取消药品加成,这是破除“以药养医”的关键一步。但是目前仍有部分国有企业、监狱系统等公立医院未能按要求推进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和耗材阳光采购,部分省份已参加公立医院改革的公立医院还没有全部取消药品加成,公立医院门诊及住院费用中耗材检查费用占比仍然较高。

　　监测数据还表明,目前全国三项基本医保参保(参合)人数达13.4亿,参保率达98.8%。全国70.6%的公立医院在省级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药品,57.0%的公立医院在省级平台集中采购高值医用耗材。我国非公立医疗机构达44.1万个;多点执业医师数达19219人。

　　按照“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改革要求,2017年全国深化医改提出了56项重点工作,主要围绕分级诊疗、公立医院改革、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制度提出具体任务,对健康扶贫、基层公共卫生服务等方面也提出了具体要求。（来源：新华社2017年7月19日）

　　★重大疾病临床研究“国家队”逐步形成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志刚在22日召开的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建设工作推进会上介绍，我国已在心血管疾病、恶性肿瘤等11个疾病领域建设了32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重大疾病临床研究的“国家队”逐步形成。这些中心在临床转化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成效，如制定诊治指南规范151项等，提升了医疗规范化水平和诊疗能力，改变了过去使用“洋证据”给国人看病的窘境，越来越多的“中国方案”为百姓带来福音。

　　长期以来，我国医学研究布局重基础、轻临床，诊疗技术规范、临床循证评价等临床应用产出不足等问题突出，许多诊疗规范和方案都来自国外，不一定适用中国人群。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由全国最优秀的临床医疗机构牵头和各疾病领域的领军人才领衔，32个研究中心目前联合了全国2100余家各级医疗机构，形成了高水平临床研究平台和协同创新网络。各研究中心布局开展了143个临床研究队列，涉及60余个病种，面向临床应用的重大产出有了质的提升。

　　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还激发了临床医疗机构的创新活力，医药成果转化速度显著加快。目前，每年平均实现重大新药、医疗器械等科技成果专利91项，比中心成立前增长39%。此外，还开展了新技术、新知识和先进适宜技术的推广工作，加快把大医院的技术传到基层。

　　王志刚表示，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有效改变了我国医学科技创新少、转化慢、临床研究能力薄弱、产出质量不高的被动局面。下一步将根据疾病防治的实际需求，进一步加强在不同疾病种类和不同区域的布局建设，加快产出诊疗指南、技术规范和医药新产品，切实保障临床所需。（来源：《光明日报》2017年7月23日）

　　★到2020年基本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的指导意见》，就全面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作出部署。《意见》明确，到2020年，基本形成维护公益性、调动积极性、保障可持续的公立医院运行新机制和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相互促进的治理机制。

　　《意见》要求，完善医院管理制度，首次提出各级各类医院应制定章程，以章程为统领，建立健全内部管理机构、管理制度、议事规则、办事程序等，规范内部治理结构和权力运行规则。制定公立医院章程时，要明确党组织在医院内部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

　　《意见》要求健全医院决策机制。院长办公会议是公立医院行政、业务议事决策机构，对讨论研究事项作出决定。公立医院发展规划、“三重一大”等重大事项，以及涉及医务人员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要经医院党组织会议研究讨论同意，保证党组织意图在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于资产多元化、实行托管的医院以及医疗联合体等，可在医院层面成立理事会。

　　《意见》提出，要发挥专家治院作用，组建医疗质量安全管理、药事管理等专业委员会，对专业性、技术性强的决策事项提供技术咨询和可行性论证。要健全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民主管理制度，让职工参与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

　　《意见》强调，要加强医院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公立医院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抓好对医院工作的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把党的领导融入公立医院治理结构，医院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应进入医院管理层或理事会，医院管理层或理事会党员成员一般应进入党组织领导班子。

　　《意见》明确了政府对公立医院的举办职能，要求全面落实对符合区域卫生规划的公立医院投入政策，逐步偿还和化解符合条件的公立医院长期债务。逐步建立医疗服务价格动态调整机制，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着力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劳务价值。（来源：《经济日报》2017年7月26日）

　　

外埠瞭望

　　★浙江：开展“双下沉”工程 八成病人就医不出县

　　省城医院人满为患，基层医院冷冷清清。这种医疗需求“上小下大”、医疗资源“上大下小”的局面如何破解？浙江率先试水，开展“双下沉”工程，大大提升基层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从根本上改变医疗资源错位局面。

　　“双下沉”工程始于2012年，通过“医学人才下沉、城市医院下沉”，提升县域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群众满意率。浙江严格限制城市医院规模扩张，规定城市主城区内三甲医院不允许再添一张病床。大医院想“扩展地盘”，必须到基层医院去发展分院，主动与基层“攀亲”。

　　“紧箍咒”一念，效果立显：浙江省人民医院主动上门，与天台县人民医院等3家县级医院建立“全面托管”关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与武义县人民医院确立了周期为10年的合作关系……截至目前，浙江15家省级医院、39家市级医院与122家县级医院开展合作办医，实现全省县（市、区）全覆盖。

　　“双下沉”重在人才的“下沉”，为了让专家安心沉下去，浙江省制定了诱人的“留人”政策：下沉医生在个人福利待遇、年终考核、评优和职称晋升等方面都有很多优待。现在，浙江每家县级医院平均都有10名城市三甲医院的专家常驻。

　　一边“沉下来”，一边“送上去”。仅2015年，浙江城市医院接收县级医院培训1859人次。一上一下间，县级医务人员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得到普遍提升。

　　为从根本上改善基层医疗条件，浙江省每年安排2亿多元资金，升级基层医院的“硬件”。记者在天台县人民医院采访时看到，一位村民正在接受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检查，检查医生介绍，有了这台先进的机器，病患的冠脉病变程度很快就能确诊。

　　针对不少群众去大医院就诊才踏实的心理，浙江用政策加以引导，推出差别化医保支付措施：县域医疗机构报销比例比市级医院高10%，比省级医院高20%。如今，在本地就医成为不少群众的首选。

　　“双下沉”措施得力，沉得实在，目前浙江县域医院就诊率平均达84.99%，手术台次增加37.7%，三类以上手术增加近25%。（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7月17日）

　　★广东：基层医院有了专门医责险

　　在二三级大医院就诊，医患双方都有医疗责任险作为保障，出现事故后由保险公司赔付风险。然而基层医疗机构却因负担不起百万巨额医责险年保费，长期处于缺乏医责险的状态，医患权益常纠葛不清。今后，这样的难题有望解决。

　　19日，广东省家庭医生协会与中国人保财险共同推出面向小医院、个人诊所等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疗责任险，保障范围涵盖医疗责任、法律费用、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等。当天下午，记者从省卫生计生委了解到，到2020年，医疗责任保险将覆盖全省所有公立医院和80%以上的基层医疗机构。

　　基层诊所年保费2500元/间

　　事实上，早在2014年底，国家五部委就发文，要求二三级医院要购买医疗责任险。这些年，相关政策在陆续推进。然而，对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站、镇卫生院、个体诊所、合伙人全科诊所等基层小医疗机构而言，医责险仍长期缺乏。

　　这一次的新医疗责任险项目，就专门面向基层医疗机构，公办和民营性质的小型机构，旨在提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村卫生站、镇卫生院、个体诊所、合伙人全科诊所等基层小医疗机构的医疗风险转移能力。

　　据了解，这一医责险提供医疗责任、法律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等三种保障，还附加了医务人员遭受伤害责任、医疗机构场所责任、外请医务人员医疗责任等保险条款。年保费为：医疗机构2500元/间，医护人员500元/人。医疗责任年度累计赔偿限额为60万元，每人赔偿限额为20万元，附加保险责任赔偿限额达人均20万元。

　　建立全科信息系统数据库

　　值得一提的是，今后广东基层医疗机构医责险，还将嵌入由广东省家庭医生协会引进的世界上先进的临床决策支持系统（BMJ BP），推出基层医疗机构的信息化解决方案：全科信息系统。

　　省家医协会常务副会长吴育雄指出，基层医生诊疗一直没有大医院那么规范，有的医生还一直在手写病历、处方，造成诊疗行为不可追溯，这也是医疗风险转移的难关所在。

　　临床决策支持系统、全科信息系统，是“大的医学数据库”，是随时更新的“医学百科全书”，供免费使用，可有效提高基层医生的诊疗能力，规范诊疗行为。由此，一方面可以降低医疗事故，另一方面，也让医生的诊疗行为可追溯。系统关于疾病诊断和治疗权威的标准化方案也是医责险中确定理赔责任最重要的参考。（来源：《羊城晚报》2017年7月20日）

　　★天津：建成首家“智慧急救”医院

　　日前，一种由医院绿色生命通道与信息化智慧救护车实现无缝链接的全智能急救模式在北辰医院投入运行，标志着本市首家开展“智慧急救”的医院正式建成，将为抢救患者尤其是危重症患者，节省出更多时间。

　　据了解，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建，北辰医院与市急救中心合作，在院前急救和急诊无缝链接领域里率先实现了信息化传输“互通”，即依托4G网络的支持，让急救医生与医院之间实现可靠的信息互动，使具有视频、通讯等信息化功能的急救车变为临时急诊室，院内专家可通过先进的通讯手段远程指导现场急救医生进行急救，在患者到达医院前完成多项术前准备工作，以便更好地和最大限度地挽救病人生命。（来源：《天津日报》2017年7月20日）

　　★湖南：成立跨区域专科医联体 全国100多家医院加入

　　记者从湖南省卫计委和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获悉，由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的跨区域专科医联体19日启动。作为湖南第一批启动的跨区域专科医联体，目前已吸引了全国20余省份的100多家医院加入。

　　记者了解到，早在2011年3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便成立了全国首个跨省医疗联盟，目前已经发展至全国21个省市的200余家医院，在提升基层服务能力方面做了积极探索。

　　湘雅二医院党委书记周智广介绍，为了进一步提升基层诊疗水平，医院决定对医疗联盟进行升级，成立由国家代谢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牵头的跨区域专科医联体。根据医联体协议，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将通过技术帮扶、免费人员培训、专家驻点指导等方式，将适宜先进技术、特色项目推广到基层医院。

　　湘雅二医院副院长黎志宏介绍，医院将发挥专科医联体的优势，制定出专科疾病的转诊指南。通过转诊指南，明确哪些疾病、什么样的病情可以在县医院、乡镇卫生院治疗，什么情况往上转、什么情况往下转，打通“分级诊疗”的“任督二脉”。

　　据湘雅二医院党委宣传办主任王玉林介绍，根据医联体发展目标，湘雅二医院将着力搭建联盟内就医的绿色通道。例如，在精神心理疾病方面，专科医联体内基层医院转诊到湘雅二医院的住院患者可以优先安排住院。

　　黎志宏说，在此次的专科医联体名单里，不仅有众多基层医院的代表，还有许多三级医院代表，很多医院都有着自己的“拿手戏”，彼此之间形成优势互补，病人只要进入专科医联体，就意味着进入了一个优质的医疗资源“超市”，可以得到精准、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来源：新华社2017年7月20日）

　　海南：“家庭医生”签约遇冷 上门服务难实现

　　近日，海南省统计局发布了我省城乡居民医疗资源利用状况专项调查结果，调查显示，受访的近1500名居民中，“家庭医生”签约率仅为11.42%。其中，海口、三亚、儋州受访居民的签约率分别为8.96%、17.39%和13.13%。而根据对受访居民反馈信息的综合分析，签约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宣传不够和医院不够主动积极。

　　调查数据

　　1434名受访者中“家庭医生”签约率仅为11.42%

　　根据对受访居民反馈信息的综合分析，“家庭医生”签约率低的主要原因是宣传不够，部分居民从未听过“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且部分医生不够积极，把“家庭医生”服务当成了负担，只做表面工作。

　　尴尬现状

　　很多居民不了解“家庭医生”概念

　　据了解，我省是国内较早推进“家庭医生”工作的省份之一，2013年陵水作为国家乡村医生签约试点，2014年扩大到海口、三亚、琼海、昌江等4个市县。2016年制定了《海南省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实施方案(试行)》，在全省全面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其中，海口在试点一年后，于2015年10月30日印发《海口市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社区医生与居民签约服务工作实施方案》。

　　海口居民“家庭医生”的签约情况如何？近日，记者也走访了海口部分社区卫生服务站。据了解，目前海口多数卫生服务站已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签约居民也不在少数。“卫生站成立了四个团队，今年已经与2000多户居民签约。”位于海德路的昌茂社区卫生服务站张站长向记者表示，服务站于去年开展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至目前已稍见成果，但他也坦言，后续签约推进过程仍存在不少难题。

　　“很多居民对家庭医生的概念不清楚，就算知道了很多居民也不太愿意签约。”张站长表示，对于患病的居民来说，首选是去大医院，认为与社区卫生站签约“家庭医生”意义不大，而对于不经常患病的居民来说，没有看医生的习惯，小病不舒服直接上百度等网站查询或自行购药，更是不愿意签约“家庭医生”，“许多看病需求不大的居民还担心泄露个人信息，对签约家庭医生比较抵触。”

　　记者走访时也发现，虽然海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已经有三年左右的时间，但不少市民对“家庭医生”这一概念仍十分陌生。家住皇家花园小区的王女士因体质弱易引发感冒、发绕，经常到社区卫生站问诊，但她表示并没有医生向她告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她对“家庭医生”的认知只停留在电视上，“电视上看到外国有私人医生，家庭医生是不是类似的？”

　　推广窘境

　　上门访视等签约服务难实现

　　根据《方案》要求，社区医生要为签约居民提供一般常见病、多发病诊疗、护理和诊断明确的慢性病治疗，以及面访、家访等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健康评估和咨询。对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有特殊需求的签约居民提供上门访视、家庭病床等服务。但记者走访发现，实际操作中，这些签约服务很难实现。

　　“目前我们的家庭医生服务只是结合公共卫生服务来做，比如居民家中有新生儿，我们上门做防治宣传，这是公共卫生服务的内容，但也算作家庭医生的工作。”昌茂社区卫生服务站张站长表示，这也是目前多数社区卫生服务站开展“家庭医生”服务工作较为普遍的做法。换言之，签约后的“家庭医生”并不能为签约居民提供专属“家庭医生”的服务。

　　采访过程中，府城社区卫生服务站的符医生更是向记者坦言，目前签约“家庭医生”的实际意义并不大，“就目前签约的情况来看，每个团队至少要负责几百户居民，卫生站的工作都忙不完，哪有时间去家访和面访。”符医生无奈地表示，即使是签约数达到了辖区居民30%的目标，但也仅仅是表面的数字，居民并不能享受到额外的服务。即使是居民签约后咨询健康问题，也只能通过卫生站公用电话咨询，签约医生一般不会留下个人手机号码。

　　制度无保障收费无细则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本意是为了让居民在家就能享受到方便、经济的基本医疗服务等，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目标仍存在许多阻碍，尤其是在“家庭医生”“上门看病”方面，基本无法实现。“以常见的输液为例，如果上门给病人输液，医生不可能全程守候，输液过程中患者如果出现突发问题，医生很难及时提供帮助。”府城社区卫生服务站崔站长表示，目前“家庭医生”只能提供健康指导和咨询服务，难以做到上门看病。

　　此外，上门看病还面临着制度和费用等方面的难题。滨濂社区卫生服务站王站长向记者表示，执业医师原则上是不允许在执业医疗机构之外开展医疗服务的，否则有非法行医的嫌疑。此外，上门看病可能涉及到收费，按照《方案》规定，如果涉及到收费的按物价部门的定价或双方协商后收取一般诊疗费、药品、检查等费用，但目前对于“家庭医生”上门看病还没有明确的收费标准。

　　而另一个现实的阻碍是，上门看病一旦发生医疗事故，取证和责任认定都十分困难。“现在医患关系那么紧张，去人家家里看病出事了算谁的责任。”一位不愿具名的社区医生表示，这也是不少社区医生不积极推广签约服务的原因之一。

　　相关建议

　　加大宣传力度完善保障制度

　　原本是对社区居民十分有益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却在居民和医生两方面都“遇冷”，那么该如何推广，不少社区卫生服务站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在制度和资金上给予更大的支持。

　　海南省统计局也在调查后提供了对策，建议加大对“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宣传力度，通过公示“家庭医生”信息、舆论宣传等方式整体提高居民对该服务的认识，树立“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的意识。并采取有效措施激励社区医生积极投入“家庭医生”签约工作，避免消极应付，双管齐下才能把“家庭医生”签约工作做实，切实促进医疗资源利用。（来源：南海网2017年7月21日）

　　★黑龙江：哈尔滨建首个“区域性医院

　　法律诊所”处理医患纠纷

　　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急诊室看到，诊台下面有一个红色按钮，急诊科主任李莉说，这是报警按钮，只要按下，警察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20日14时，由哈尔滨市卫计委，哈尔滨市公安局等联合举办的哈尔滨市创建平安医院防控涉医违法犯罪现场会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召开，该院展示了创建平安医院的成果。据悉，哈尔滨市建立了东部地区(原太平区域)医院法律诊所，当医患间有矛盾时，法律诊所会免费帮患者维权，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最终解决问题。该法律诊所是由哈尔滨市法学会、哈尔滨市卫计委和道外区政法委联合成立的，是哈尔滨第一个区域性的医院法律诊所。

　　法律诊所可减少医闹的发生

　　记者了解到，该法律诊所工作人员是由高校教师、社区工作者、辖区派出所民警和律师组成的，其功能是当患者对医疗服务产生疑虑时，接待患者的投诉，并以第三方的立场与被投诉医院进行沟通，在保护双方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的情况下，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

　　“这个法律诊所辐射哈尔滨市东部地区六家医院，当医患产生纠纷时，法律诊所可以以第三方的立场，免费、专业地为患者或患者家属提供帮助，告知其适用的法律以及维权渠道，这样可以引导患者合法维权，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医闹的发生。”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院长栾枫介绍说。

　　医院急诊室加报警灯警察半分钟就能到

　　能将纠纷控制在法律诊所当然是好，然而一旦发生伤医事件该如何处理?记者在哈尔滨市第二医院急诊室看到，诊台下面有一个红色按钮，急诊科主任李莉说，这是报警按钮，只要按下，警察就会在第一时间赶到。

　　在工作人员的引领下，记者来到警务室，此处距急诊室的诊台仅15米。警务室的民警表示，他们是道外公安分局大有坊派出所的民警，该所每天都有两名警员在医院内值勤，从接到报警到赶到急诊室，只需半分钟时间，可及时保护医护人员的安全。

　　张网手枪50米外就能网住伤医者

　　在医院的装备室，记者还看到了一些警用器械，有防刺手套、两用警棍、抓捕器等。“这些都是防卫性器械，以约束对方行动为目的，防止其继续伤医。”该院保卫科长秦汉祥说。

　　随后，秦汉祥展示了抓捕器，在距离三米左右的距离，能轻而易举扣住对方的脚。防刺手套可以挡住任何刀具带来的伤害，警棍一头是可以破拆玻璃的警棍，另一头是足以威慑违法危罪的三角军刺。

　　在展示张网手枪时秦汉祥说：“这个网枪打出的网可以在10米至50米外网住伤医者，限制其行动，又保证他不受伤害。”（来源：东北网2017年7月21日）

　　北京：医改百天 节省了35亿医疗费

　　4月8日，北京市启动了医药分开综合改革，目前“医改”已经百天。改革成果怎么样？医改能打多少分？今天上午，北京市卫生计生委主任雷海潮在“清华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都医疗论坛”上透露：改革100天已经完成门急诊量5600多万人次，110多万出院和住院病人治疗有序，“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单。作为改革的参与者，我希望把自己的工作做得更好，让患者就诊便利，让医务人员工作舒心。我不想自己给自己打分，但是愿意做出更多的努力。”

　　雷海潮介绍，医药分开综合改革启动后，从卫生费用来看，节省成效明显，改革100天共节省了35亿；预计到年底，节省的医疗费用可达95亿元左右，“相当于每天都能为全社会节省3500万元”。北京医改，开创性地设置了医事服务费，患者到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就诊，医事服务费的标准不同，报销比例不同，以此来引导患者分级诊疗。从改革100天的数据来看，倡导分级诊疗的成效正在显现，门急诊的就诊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三级医疗机构门急诊量下降了12.7%，二级医院诊疗量下降了4.9%，一级医院及社区的门急诊量上升10%。雷海潮解释说，在北京地区，三级医院门急诊量和基层医疗机构的门急诊量基本相当，大约各占40%，二级医院占20%。“三级医院下降的门诊量，基本上转移到基层医疗机构。”医改有效调控了患者的就医行为，让患者的就医更加理性。而不同职级医生的接诊量也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总体来看，改革后，副主任医师门诊人次下降了10%，主任医师下降了22.7%，知名专家的门诊人次下降了15.2%。这说明患者更加慎重选择专家号，让专家能用更多的时间接诊疑难重病患者。

　　患者能给医改打多少分？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在二三级医院中完成的调查显示，91.7%的患者支持改革，82.2%的患者认为医改有利于分级诊疗，90%以上的患者满意就医状况。雷海潮说，下一步，北京市将开展公立医院提质增效控费关键绩效评价，其中包括住院抗菌药物使用率、低风险病组病死率、30天再入院率、平均住院天数、床位使用率、门诊病人次均医疗费用、住院病人例均医疗费用、医疗费用增长幅度、药占比、耗材占比等。北京市还将启动第二批医疗服务项目规范工作，京津冀三地将启动医用耗材联合采购。此外，北京市还将发展紧密型医联体和专科医联体，健全医联体内部的治理机制；加强基层服务能力，改善设施；研究医务人员薪酬分配政策。（来源：《北京晚报》2017年7月22日）

　　★河北：为中医诊所打开绿色通道

　　“中医诊所有一个大夫其实就可以”

　　做为一家医院的中医师，李美丽一直想开一家传统中医诊所。在她读过的不少古代名医大家的故事里，一名医生就可以办一家中医堂馆。然而回到现实中，根据现行的私人诊所设置规定和医疗机构基本标准，李美丽需要应对繁琐的审批程序。重重困扰让她望而却步，但她始终关注着相关政策，“看报纸了解到中医药法草案，听说中医诊所快放开审批了，就一直等待着具体规定。”

　　2016年5月12日，河北省卫生计生委、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印发通知，在全国率先放开了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和中医诊所的审批。

　　得知消息，李美丽立即前往石家庄市桥西区政务大厅询问相关手续，九月选址租房装修，十月提交材料审核，十一月拿到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十二月正式开诊。

　　与李美丽有条不紊的日程表不同，传统中医门诊部福妙堂经理杨东安的故事更是充满惊喜。

　　福妙堂的前身是一家中医养生机构。经营中，中医医师出身的杨冬安发现用户对中医服务有强烈的需求，“一些基本的养生方法只能起到保健效果，解决不了患者的问题。如果能够申请成立中医门诊部，就能更彻底地为患者服务。”

　　此时他也恰好遇到了合适的中医医师团队，在国家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政策背景下，2016年5月，老杨摩拳擦掌，按照相关规定筹建门诊部。

　　然而在准备资料过程中，他却遇到了难关。

　　“当时打算成立一个普通的中医门诊部，需要通过环评，而我们的场地没法设置生化室和污水处理设备，这一大关口自评觉得不够格，打算实在不满足条件就解散筹建组，继续办养生机构。”老杨说。一筹莫展，他打算从桥西区卫生计生局撤回申请，这时工作人员主动找到他，告知了新鲜出炉的《通知》及相关政策，随后团队一鼓作气，按照新规进行筹备，一个月之内拿到了传统中医门诊部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福妙堂也就红红火火地运营起来。

　　“申办传统中医门诊部无须设置化验室，不产生污染也就不需要通过环评，这就像一场及时雨，解了燃眉之急。”老杨说。

　　“医生和患者都能受益，就是好政策”

　　2016年2月，国务院出台《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明确规定，要“改革中医医疗执业人员资格准入、执业范围和执业管理制度，根据执业技能探索实行分类管理，对举办中医诊所的，将依法实施备案制管理”。

　　这一文件对放宽中医药服务准入提出了具体要求，提出鼓励举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和中医诊所，更好地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满足人民群众的中医药服务需求。

　　在此基础上，河北省卫生计生委、省中医药管理局结合本省实际，并征求多方意见，制发了《通知》，在操作层面进一步细化，促使国家和本省的有关鼓励政策落地。

　　河北省中医药发展中心主任孙庆臣告诉记者，事实上，在此之前，怎样让愿意开中医诊所的大夫能够开成中医诊所，是河北省中医药管理部门多年一直在研究的问题。

　　“一些希望个人开业的中医执业医师，虽然执业经验丰富、专业水平高超，但因为难以达到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所要求的设施设备等条件，而无法举办中医诊所；除此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需求来自于有一技之长的乡医以及通过师承和确有专长认证后考取行医资格的中医师。”孙庆臣说。

　　2013年，河北省有810人通过一技之长考核取得乡村医生证书。然而乡村诊所数量有限，难以全部接纳有一技之长的乡医，公立医院也往往更加青睐大学毕业后考取医师资格证的医生，这些有证却难觅行医机会的中医师们热切盼望能够成立自己的中医诊所、门诊部。

　　另一头，是人民群众的就医需求与医院一号难求之间的矛盾。

　　“放开审批，也是推进供给侧改革、缓解看病难的有效方式，医生和患者都能受益，就是好政策。”孙庆臣说。

　　在研究和探索中，河北中医药管理部门发现，要想放开审批，最难突破的是医疗机构设置规划。

　　据了解，过去一些地方区级卫生部门在审批诊所时设置了条件，有的要求一公里范围内只有一个诊所。目前鼓励社会资本办医的所有文件中，都有逐步突破的信号。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中明确规定，对社会资本举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诊所，医疗机构设置规划和区域卫生发展规划不作布局限制，这一依据加速了《通知》出台。

　　河北省中医药管理局局长姜建明介绍，《通知》严格遵循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的相关规定，亮点和核心在于放宽准入，“放宽了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门诊部和诊所的准入条件，降低了机构设立门槛。”

　　《通知》中明确，在城市申请举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诊所的中医类别执业医师，执业年限由原来的满5年调整为满3年；取得副主任中医师、中西医结合副主任医师以上职称的离退休中医人员，在公立医院注册执业的同时，可以申请开办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诊所；取得乡村医生执业证书的中医药一技之长人员，可以申请在乡镇和村开办中医一技之长诊所，也可在乡村设置的中医门诊部和中医诊所执业，只提供经考核合格的临床技术专长和诊疗方法。

　　在硬件条件上，原卫生部《医疗机构基本标准（试行）》要求，中医门诊部房屋建筑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通知》考虑到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不必设置化验室、处置室等，所以将建筑面积的要求减少为200平方米。

　　同时，这一政策还明确了只提供传统中医药服务的中医门诊部和中医诊所的具体服务范围，包括运用中医药理论进行辨证论治，开展中药（包括中药饮片、中成药、医疗机构中药制剂）治疗服务，针灸、拔罐、推拿等中医非药物疗法服务，以及中药调剂、中药汤剂煎煮等中药药事服务。

　　“期待更加详细的监管标准”

　　李美丽的诊所主治胃肠专科，开展治未病服务和慢性病调理。对于未来，她信心满满，“中医有句俗语，和尚走到哪里，哪里就是庙。”第一批患者都是之前的老病号。半年多来，口口相传，患者渐渐多了起来，目前诊所运营良好。

　　家住石家庄桥西区天滋嘉鲤小区的李运兰老人患有多年的慢性肠胃炎，她对于开在家门口的中医诊所赞不绝口，“很方便，走几步路就能看病，中药调理、控制病情效果明显，平时路过进来坐坐，李大夫还会给一些针对身体状况的养生建议。”

　　在李美丽看来，个人诊所意味着更明确的职业定位和更显著的自我效能感，“问诊会更加细致，每个病号可以管理得非常细致，能实实在在解决患者问题。患者都是周边小区住户，平时经常打照面，对病情管理很有好处，患者的依从性也会增强。”

　　不久前，李美丽聘请了专业的中药师，“自己开诊所最大的感受是，好医术还需好中药，未来会更加关注诊所采购的药材质量，疗效的方方面面都要严格管理才能更好地树立品牌。”

　　另一家传统中医门诊部芩连堂开诊不到半年，日均门诊量已经稳定在25人左右，总经理周智强告诉记者，这个政策给中医一个实实在在的发展机会，他正在筹办连锁机构，“希望做出一个长远的事业。”

　　姜建明说，为了更好落实这一政策，河北省将各地是否出台落实文件、是否开展审批工作，作为两项指标纳入年度医改工作考核内容。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份，该省审批传统中医门诊部21个，诊所200余个。

　　孙庆臣介绍说，在宽松开放的基调下，今后仍然会加强对中医药违法行为的监管、处罚力度。《通知》中明确了传统中医诊所、门诊部的申请资质和服务范围，在申请备案过程中有政府把关行为。同时，河北省还在省级层面设立中医药监督处，建立起一支熟悉中医药发展政策、了解中医药发展规律的中医药监督执法队伍，将根据中医药法有关规定对超出备案范围开展医疗活动的中医诊所、门诊部和中医医师进行监督执法。“期待相关细则出台，以制定更加详细的监管标准。”

　　姜建明表示，下一步，根据即将出台的《中医诊所备案暂行办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及其他配套政策文件，河北省将结合实际，及时制定、调整具体的实施细则，确保中医药法相关利好政策落地。（来源：《中国中医药报》2017年7月24日）

　　★上海：建成80个“医疗服务品牌”各显其能改善患者就医体验

　　申城卫生系统用两年多时间，已先后建立起了80个叫得响的“医疗服务品牌”。

　　记者今天从上海市卫生计生委公布的第三批“医疗服务品牌”评选结果中，看到了30个新项目有“大”到如闵行区所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建起了挂有统一“复旦儿科医联体”铭牌的标准化儿科诊疗室；“小”到如普陀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为了能给肿瘤或预后不良疾病患者在取报告前做一些心理安抚，创建了一间“医影报告护心室”。

　　何谓“医疗服务品牌”？市卫生系统文明办在2015年首推此项活动时就开宗明义——加强医疗服务管理，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用基层医疗单位具体的做法来说，就是聚焦病家的“痛点”，不怕给医院找“难事”。只要反映集中、涉及就医感受，无论需要改善环境、优化流程、建立机制还是促进沟通，都要下力气一条一条地去抓去改。

　　在最早创建的20个“医疗服务品牌”中，人们发现了申城白衣天使们创新医疗服务模式的莫大信心：拥有本市最大急诊室的市第六人民医院，拿出了优化的“急诊抢救室患者住院流程”；临床科室最全的瑞金医院，率先开辟了门诊多学科会诊中心；龙华医院将名中医工作室与社区实现了“联动”；杨浦区中心医院则用“圆桌会议”形式，开凿了医患沟通的另一种途径。而市儿童医院创立带着结果看医生的“诊前化验”，仁济医院的日间手术“一站式服务”等等，现已成为众多医院相继效仿的“模板”。

　　在着力解决市民就医“急愁难”问题的基础上，全市各级各类医院继续以患者为中心，多角度、多渠道、多模式地推出便民举措，“互联网”智慧医疗服务、注重人文关怀细节等，构成了第二批30个“医疗服务品牌”的新亮点。肿瘤医院建立的乳腺癌健康全程管理模式，在健康宣教、筛查、诊断、多学科综合治疗、随访等多个相关环节，借助互联网工具匹配相应的医疗资源，规范号源管理，显著缩短了患者的候诊时间。徐汇区中心医院成立了由医生、护士、营养师组成的“营养快线”工作组，参照患者个体相关信息进行营养风险评估，为普外科需要营养支持的患者度身定制个性化的营养方案，广受病家好评。普陀区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开设“安宁室”，让逝者走得有尊严，为失去亲人的家属提供温馨关怀，体现了医疗服务对生命的尊重与敬畏。

　　此次公布的最新一批30个“医疗服务品牌”，在为患者提供优质、便捷、温馨的医疗服务方面，更是各显其能——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推出“短信接种提醒”，帮助家长尤其是年轻父母能适时带孩子进行预防接种；曙光医院建立“脑卒中”中西医结合防治一站式服务平台，每年救治急性中风患者650多人次；上海儿童医学中心“童趣手术室”提高患儿依从性，致力打造“无哭声医院”；同仁医院与虹桥国际机场在国内机场创开设“仁虹急救绿色通道”，实施先救治后结算的“零等候救治”，方便轻伤旅客及时返回机场签转航班；市肺科医院采用“医疗助理师”强化医患沟通，通过“入院同步接洽、住院同步答疑、心理同步抚慰、出院同步指导”，给原平紧张的住院病人吃上了“定心丸”。

　　以问题为导向，以改善人民群众看病就医感受为出发点，80个“医疗服务品牌”是一个标识，也将是进一步提升全市医疗服务水准的一个新的开始。（来源：《新民晚报》2017年7月25日）

　　★海南：陵水医改获国务院表扬 促进医疗回归公益

　　6250.93元，这是5月26日至6月5日，陵水黎族自治县文罗镇老山村村民谭母元在陵水县人民医院住院治疗食管炎时产生的医疗总费用；566.32元，这是她自掏腰包支付的医疗费，不到总费用的十分之一。“现在看病能负担得起了！”谭母元今天高兴地对记者说。

　　切实减轻民众看病负担，同时又能保障医疗系统健康运转，陵水“三医”（医疗、医药、医保）联动综合改革正在朝这一目标迈进，这也正是海南省医改的方向。

　　近年来，海南医疗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依然存在综合推进力度不够、医院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不高、医药费用居高不下的问题。海南通过大力推进医疗、医药、医保“三医”联动，创新体制机制，加快实现医改目标。2016年2月，海南选择在陵水开展“三医”联动综合改革，为全省积累经验，起到示范作用。

　　为保障改革顺利推进，陵水县委、县政府成立了“三医”联动领导小组，由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人担任组长。县政府成立公立医院管理委员会，涉医改的多部门紧密配合，形成工作联系机制。改革启动后，陵水陆续出台24个主要文件，实施44项具体工作，构建形成“三医”联动综合改革机制。

　　陵水卫计委主任黄国经告诉记者，迄今陵水“三医”联动取得了“七个突破“：一是财政支持力度有所突破，公立医院得到更多政府资金支持；二是医疗服务价格调整有所突破，提升医疗服务技术价值，降低不合理费用；三是整合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新农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保合一”），城乡居民报销水平均获提升；四是试行药品带量采购，节省资金使患者、医院、医保三方获益；五是改革人事分配机制，激发医院内在活力；六是推进与县外高水平医院合作，提升县域医疗服务能力；七是通过规范诊疗行为、推进县级医院全成本核算等，有效控制医院费用过度增长。

　　改革带来多个方面的积极变化。陵水3家主要公立医院次均门诊费用有不同程度下降，其中县人民医院2016年降幅超30%。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住院补偿占比有所提升。患者负担减轻，在家门口享受到更多优质服务。医院层面，医疗服务类收入占比持续提升，医务人员待遇明显改善，出现医务人员支持改革的局面。医保层面，通过“两保合一“等改革，医保对医改的支持力度大增，而通过合理控制医疗费用，医保资金压力明显减轻。“病人得实惠、医务人员受鼓舞、资金保障可持续”——“三医”联动规划目标开始显现。

　　“政府支持是‘三医’联动顺利推进的关键动力。”谈及医改经验，黄国经和陵水多家公立医院负责人均向记者强调政府履行办医主体责任的重要作用。去年以来，陵水县财政对公立医院支持力度明显加大，有效缓解医院经营负担，提升医务人员待遇。“政府给钱，能有效避免医院向病人要钱，促使医院回归公益。”黄国经说。

　　日前，陵水医改获得国务院通报表扬。据悉，省卫计委负责人表示今年要积极推广陵水经验。（来源：《海南日报》2017年7月25日）

　　★深圳：全国首个微信新农合支付业务上线

　　全国首个微信新农合支付业务7月25日上午在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上线，今后辽宁、吉林、安徽等八个省份的新农合患者，将实现跨省就医实时结算报销，解决了患者异地就医“报销烦”的老大难问题。

　　微信新农合支付业务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只需要在微信中填写个人信息、参合地和转诊单号，就可以成功绑定转诊单。住院期间可以每天查看费用明细及报销金额，出院时通过微信支付混合结算，实现在线上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联网实时结报。原来需要跨越上千公里耗时1—3个月甚至更久的报销之路，现在只需在微信操作1分钟，就可以解决。

　　当天，老家在四川的杨先生为住院的妻子在微信上体验了新农合跨省（异地）就医联网结算和报销。他说，和妻子一直在深圳打工，社保是在老家四川的新农合，每次在深圳看病都用不了新农合，只能先自费，再跑回老家报销。

　　龙华区人民医院的院长罗新乐告诉记者，之前新农合患者异地就医时需要自行全额垫付医疗费用，回参合地报销还需要自掏路费，而通过微信新农合异地实时结报，患者只需支付自费部分，现金压力得到了很大缓解，也大大方便了来深务工者就医。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是今年2月份国家卫生计生委异地就医结算中心与腾讯公司签署《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新农合）跨省就医联网结报合作框架协议》之后，腾讯公司在全国推动上线的首个微信新农合支付医院。

　　深圳市龙华区人民医院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微信新农合支付的出现，不仅打通了新农合与移动支付的桥梁，解决了患者异地就医“报销烦”的老大难问题。据悉，医院接入微信新农合支付后，可接收来自辽宁、吉林、安徽、海南、四川（部分）、贵州、陕西、甘肃八个省份的新农合患者，实现跨省就医实时结报。（来源：央广网2017年7月25日）

　　★湖南：长沙医院牵手养老院 老人看病不用再折腾

　　随着老龄化越来越严重，有更多的人选择到养老院养老。可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养老院生病了，怎么办？记者了解到，目前长沙已有部分医院和养老机构结合，老年人尤其是高龄患病的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能享受到专业医护人员的治疗和康复训练。

　　医院办养老为老人健康“撑腰”

　　长沙汇兴医院推拿理疗诊室里，88岁的陈秋菊，正在康复器材的帮助下练习走路，病情逐渐好转。她来到这里时有慢阻肺、高血压、冠心病等基础疾病史，并且于数年前因左膝关节痛疼，活动受限，在中医药研究院行膝关节手术。治疗出院后，还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如果不住院，就要在养老机构和医院间来回奔波。

　　然而，来到汇兴医院后，陈秋菊的困难迎刃而解：“到康复中心做完理疗，只要往上走两层就能回到养老区。”

　　原来，几年前，汇兴医院开始尝试将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相结合，通过向民政部门申请，在医院的同一栋大楼内成立了岳麓区安逸老年公寓。

　　“新建的老年公寓依托汇兴医院的医疗资源和医护团队，解决了其在医疗服务上的短板”，谈及设立安逸老年公寓的初衷，长沙汇兴医院院长李清定表示，由于传统养老机构的医护服务功能欠缺，需要康复、护理的老人，通常选择常年住在医保定点的大医院。如此占据床位，既浪费医疗资源，也给家庭增添了经济负担。建立“医养结合”的养老机构，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有些失能老人的孩子在外地工作，长期身边无人照料，一旦发生意外后果堪忧，如果住到有医疗保障作为支撑的养老机构，对突发疾病也能够及时发现、及时救治，取得最佳治疗效果。”

　　楼上养老楼下看病两不误

　　“医疗和养老相结合”最大的受益者是老人和家属。

　　7月20日上午，在安逸老年公寓，正好有家属过来探望老人。今年86岁的刘爷爷住进公寓已有两年时间了。老人的儿子告诉记者，父亲患上了老年痴呆，又有高血压和严重风湿关节炎，住进安逸老年公寓后，不但饮食起居有人照应了，遇到个三病两疼的处理起来也方便。“不像是在家，要等救护车过来，还要把老人从楼上搬下来，一番折腾下来，老人和家属都痛苦”。

　　在长沙汇兴医院，除了推拿理疗、内科、外科等科室分设在二楼和三楼，四楼五楼就是安逸老年公寓养老区，老人住的每个房间有专门的护工；每个房间被清扫得一尘不染，屋内物品整洁有序；内设闭路电视、电话、卫生间、感应照明，还专门为老人配备了内部应急呼叫系统，如有特殊情况，楼下的医生和护士可以随时到达房间为老人服务。

　　李清定介绍，开设安逸老年公寓后，医院每周都会派医生到养老区巡诊一次，对老人进行医疗查房、测量血压、用药指导、康复训练指导等服务；对待病情严重的老人，医院也会采取专家上门诊断、绿色通道接收入院等措施，确保老人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此外，医院还将为养老院的所有老人建立健康档案，全面监测、分析、评估老人的健康数据，及时为有健康问题的老人进行指导、咨询和危险因素干预，制定针对性的综合诊疗方案。

　　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新模式

　　2016年召开的长沙市卫生工作大会上，市卫计委明确提出，支持具备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老年康复区域，设置老年康复床位，对失能、部分失能老人、大病康复期老人、临终关怀老人提供康复护理服务。

　　“‘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目前的大多数社会养老机构，还不具备自建医疗机构的条件。”长沙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自建医疗机构的软硬件门槛高，对于微利的养老院来说是一笔较大投入；养老机构的薪资待遇低、上升空间小，难以吸引专业医护人员。此外，大部分养老机构的医疗活动未纳入医保报销。

　　“在这种情况下，医院输出医疗资源，与养老机构合作，是一种较好的方式。”记者从长沙市民政局了解到，当前长沙市正在探索“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新模式。今后，规模较大的养老机构应引进医院，设立门诊部；规模较小的养老机构则应与医院签订协议，定期开展医疗服务。“这可以形成双赢甚至多赢的局面：养老机构可以补齐医疗短板，医院可以扩大自身的覆盖面与影响力，老人可以在养老的同时享受优质医疗服务。” （来源：《三湘都市报》2017年7月25日）

　　★山东：青岛13家公立医院将实施法人治理改革 理事会有权解聘院长

　　7月24日，青岛市委组织部、市编办、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卫生计生委联合下发《青岛市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实施方案》，指出要推动公立医院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转变，建立理事会（或董事会，下同）、管理层、监事会“三位一体”组织架构，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市立医院、市海慈医疗集团、市中心（肿瘤）医院、市妇儿医院、市三医、市胸科医院、市五医、市六医、市精神卫生中心、市八医、市九医、胶州中心医院、市口腔医院13家市属公立医院被纳入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名单，并将于本月31日前召开首届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医院章程。7月底前，全市公立医院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按新的体制机制运行。

　　《方案》指出，要在加强公立医院党的领导的同时，构建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体系，推动公立医院管理模式和运行方式转变，建立理事会、管理层、监事会“三位一体”组织架构，健全决策、执行、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切实增强公立医院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

　　理事会有权解聘院长

　　理事会是公立医院的决策机构（有社会力量参与出资的医院建立董事会），主要职责包括拟定和修订医院章程，拟定医院发展规划、薪酬待遇、劳动用工、人事管理、科研计划等重要事项；审定医院内设机构或分支机构设置方案以及医院内部主要管理制度；审议医院财务预算和决算；聘任（解聘）院长及医院管理层其他人员；制定院长任期目标和医院管理层其他人员考核评价办法、薪酬管理办法等。理事会一般由7到13名理事构成，人数为奇数。理事会每届任期一般为5年，其中外部理事在同一医院连续任职一般不超过2届。《方案》还厘清了理事和理事长权利义务，同时还健全了理事会议事规则。

　　管理层实施聘任制

　　《方案》指出，管理层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对理事会负责，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工作。管理层由院长、副院长、总会计师等组成，实行聘任制，聘期一般不超过本届理事会任期。其中，院长由理事长根据党组织推荐提名或公开选聘，理事会表决、聘任，报举办单位备案。院长主持医院医疗、教学、科研等各项业务工作；组织实施医院发展规划、年度工作计划等日常业务管理；负责医院人事、财务、资产等日常管理等。副院长、总会计师等管理层其他人员由党组织研究，院长提名，理事会表决、聘任。

　　监事会是公立医院内部监督机构，承担对理事会决策和管理层执行理事会决策情况，对医院财务资产、运营进行监督等职责。监事会一般由3或5名监事构成，由出资人代表、相关专业人士等外部监事和职工监事组成，外部监事占多数。理事会成员、医院管理层人员不得兼任监事会成员。监事会会议一般每半年召开一次，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出席方可举行。

　　公立医院可探索目标年薪制

　　《方案》指出，公立医院法人自主权是建立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的关键和核心。要减少政府对公立医院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加快实施“一转三落实”，真正把公立医院人事管理、内部分配、科研经费等方面的法人自主权落实到位。各区（市）、各有关部门要减少对医院的微观管理和直接管理，强化制定政策法规，行业规划、标准规范和宏观管理等职责。举办单位要编制对公立医院的管理权责清单，明确相关管理权限和职责划分。

　　落实人事管理自主权。公立医院在人员控制总量内，根据工作需要，按规定自主制定岗位设置和招聘方案，自主聘用人员，合理配置医师、护师、药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以及必要的后勤保障人员，对紧缺的专业人才、高层次人才可采取考察方式直接招聘。岗位设置、公开招聘方案及招聘结果向政府相关部门报备。全面实行竞聘上岗、按岗聘用、合同管理，变固定用人为合同用人，变身份管理为岗位管理。控制总量内人员在岗位聘用、收入分配、职务资格评定、管理使用等方面享受同等待遇。公立医院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度管理。

　　落实内部分配自主权。允许突破现行公立医院工资调控水平，允许医疗服务收入扣除成本并按规定提取各项基金后主要用于人员奖励，同时实现同岗同薪同待遇。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点，有利于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体现多劳多得、优劳优酬新的人事薪酬制度。有条件的公立医院经批准可探索实行目标年薪制。严禁给科室和医务人员设定创收指标，医务人员个人薪酬不得与公立医院的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业务收入挂钩。

　　落实科研经费管理自主权。公立医院要落实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处置和使用权。建立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机构及相关制度，明确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分配原则、程序和比例。

　　理事会是公立医院的决策机构（有社会力量参与出资的医院建立董事会），主要职责包括拟定和修订医院章程，拟定医院发展规划、薪酬待遇、劳动用工、人事管理、科研计划等重要事项。

　　管理层是理事会的执行机构，对理事会负责，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工作。管理层由院长、副院长、总会计师等组成，实行聘任制，聘期一般不超过本届理事会任期。

　　监事会是公立医院内部监督机构，承担对理事会决策和管理层执行理事会决策情况，对医院财务资产、运营进行监督等职责。

　　13家医院将召开首届理事会会议

　　《方案》提出，建立健全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层次、全方位外部监督机制。医院要公开发布年度财务报告、年度工作报告和社会责任报告，自觉接受社会各方面监督。同时，通过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人员的“双向互盲”方式，采取书面审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多种手段对公立医院进行检查，并将检查结果在“信用青岛”等平台公开。此外，还将打造公立医院“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协同监管机制。公立医院法定代表人任期届满或离任时要实施经济责任审计。

　　公立医院要制定完善绩效考核办法，突出公立医院的公益性，探索由第三方机构对公立医院进行评价。此外，公立医院还要依法制定章程及有关制度，如完善回避制度、建立公立医院学术委员会制度、研究制定内部分配制度、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完善内部审计制度等。

　　根据相关要求，纳入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的13家市属公立医院要于7月31日前召开首届理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医院章程，并报市事业单位监督管理局备案。各区（市）要抓紧制定本级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和时间进度。7月底前，全市公立医院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按新的体制机制运行。

　　法人治理改革已试点两年多

　　据悉，自2012年起，青岛市就在32家公立医院、科研院所、学校、图书馆、文化馆等事业单位开展了法人治理结构试点。2014年，青岛市公立医院法人治理改革试点工作在市中心医院启动，该院作为首个试点单位，成立并召开了由政府各部门及社区代表、医院代表组成的理事会和监事会。业内人士表示，加快公立医院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就是要处理好医院与政府的关系，实行政事分开和管办分开，逐步取消公立医院行政级别，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推动青岛市医疗卫生事业更好发展。（来源：《青岛早报》2017年7月25日）

　　

热点聚焦

　　★医保新添36种药 谈判降药价应制度化

　　近日，人社部印发通知，将36种药品纳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乙类范围，并向社会公布。这36种治疗肿瘤、心血管等一些疾病的专利药、创新药，就是通过谈判降价进入医保目录的。这对于很多大病、慢病患者来说是真是好消息，可报销的药品范围扩大，“对症下药”的选择性更多了。

　　这次纳入医保目录的36种药品，主要适用哪些病症？谈判后药价降了多少？记者采访了有关部门和专家。

　　36种好用“贵药”纳入医保目录，平均降价44%

　　今年4月，人社部就公布了44个拟谈判药品的名单。经过与相关企业谈判，其中36个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达到81.8%。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这36个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场价格，大大减轻了患者的医疗费用负担。

　　36个药品中，包括31个西药和5个中成药。西药中有15个是肿瘤治疗药，覆盖了肺癌、胃癌、乳腺癌、结直肠癌、淋巴瘤、骨髓瘤等癌种。其中，曲妥珠单抗、利妥昔单抗、硼替佐米、来那度胺等药品，社会尤其关注。因为这些肿瘤靶向药，是很多参保患者在治疗中迫切需要的。除肿瘤治疗药物外，还有治疗心血管病、肾病、眼病、精神病、抗感染、糖尿病等重大疾病或慢性病的药物，以及治疗血友病的重组人凝血因子Ⅶa和治疗多发性硬化症的重组人干扰素β-1b两种罕见病药。此次纳入医保目录的中成药，有3个是肿瘤药，另外2个是心脑血管用药。

　　特别要强调的是，此次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充分体现了对医药创新的重视和支持，列入谈判范围的西达本胺、康柏西普、阿帕替尼等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药品，全部谈判成功！

　　记者从有关部门获悉，此次国家药品谈判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在去年5月，由卫计委主导的药价谈判让3种肺癌、乙肝药品大幅降价，平均降幅超过50%。数据显示，这3种谈判试点药品均纳入了2017年的医保目录，截至6月底，已为患者减少支出2亿多元。

　　专家认为，药品谈判意义重大，不仅降低了患者用药负担，还有利于医药创新企业的发展，鼓励他们更好地研发创新药品，此外，谈判药品降价后纳入医保目录，提升了全民医保的保障水平，有利于基本医疗保险的稳定运行和健康发展。

　　纳入医保乙类报销范围，效果如何要看临床用量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提出，“积极探索建立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药品供应商的谈判机制”。也就是说，药价谈判不仅是国际惯例，也是我国是深化医疗卫生改革的要求。

　　那么，怎么选定谈判的药品种类？怎么知道哪些药患者急需、用得多、价格又特别高？这么多高价药纳入医保，医保基金能不能承受？企业能不能接受？

　　人社部社保中心副主任徐延君介绍，医保药品目录准入谈判是国际上常见的做法，前期地方也有一些探索，有不少经验可供借鉴。同时，我国已经实现“全民医保”，各相关企业非常重视中国巨大的市场规模，这是谈判最大的筹码。

　　实际上，企业之所以愿意降价，有对药品本身的考虑。比如，有些专利药的专利保护马上到期，降价本就在考虑范围内；但企业更多希望通过以价换量占据市场更大份额，来换得产品的长期稳定发展。

　　但是，对于很多创新药、专利药来说，降低价格后如果“量”上不去，则意味着市场风险加大。在前一轮药品谈判实施过程中，一些省份并没有将药品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导致有些药品降价幅度很大，但市场销量却没有达到预期。

　　在此次谈判中，有关部门明确36种药品纳入医保药品目录乙类范围，并规定各省社会保险主管部门不得将有关药品调出目录，也不得调整限定支付范围，并确定了医保支付标准。这对于企业来说是大大的利好，将有效提升其参与的积极性。即便如此，在具体落地过程中，药品的使用情况如何，仍要看国家目录与当地医保目录的衔接情况，以及医院的具体规定、患者人群规模等。

　　专利药、创新药谈判入医保能否成机制

　　记者翻阅资料发现，药品准入谈判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已比较成熟，有很明确的准入原则、定量验证和评价的方法，对谈判主体、规则、药品类型等都有明确规定，相应的监督机制也比较健全。

　　比如，普通药品一般确定一个令谈判双方都满意的合理价格；创新药品、高价值药品通常是签订风险分担协议或引入价量协议。澳大利亚等国家的谈判机制比较完善，参与谈判药品已经覆盖到了普通药品。

　　目前，我国药品准入谈判工作刚刚开始，地方的探索和试点模式也比较单一。此次以全国医保的大筹码与制药企业的谈判，取得了不错的成效，降价幅度高于周边国家水平，经验值得总结。不少企业和患者建议，希望国家建立药品谈判机制，使之成为常态化制度，更好地造福社会。比如，针对一些谈判目标性药品，有关部门可以收集医生、患者对其费用、疗效的反馈，得到真实的市场临床疗效和评价，确保其符合流行病学规律，有很好的使用绩效。这样，可以为医保基金提供更精确的测算依据，找到每个谈判品种的疗效、成本平衡点，实现患者、医保管理方和药品企业三方受益。（来源：《人民日报》2017年7月24日）

　　

理论前沿

　　★启示多多！回顾深圳医院人事制度改革往事

　　★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昝馨 林绮晴

　　深圳公立医院去编制化改革受挫，值得我们仔细研讨、反思和总结。地方政府的探索，为中央政府顶层设计提供先验经验，而中央政府的配套支持，对地方更为重要。

　　一般来说，旧的体制不适应新的环境，是要改革的直接原因。政府是旧体制的执行者，如果保守或者短视，改革就难了——就好比火车，车头不动，大伙儿就僵着吧。正因如此，政府也是背锅侠，改革改不动，都来骂政府。

　　可想要推着车头动，大伙儿都得努把力——至少，得让政府弄清楚该改哪些，从哪改起。

　　中央关于医改的文件多次提出“要建立适合医疗卫生行业特征的人事和薪酬制度”，实现这一目标，人事制度改革是其中的核心。没有自由流动的医疗人力资源、能进能出的医生市场，政府很难找到清晰的标杆，对“单位人”身份的医生定薪；同时，绝大多数医生作为公立医疗机构的“单位人”这一现实，也是社会办医发展、倒推公立医院改革的最大屏障。

　　尽管中央政府提出“医生多点执业”这一概念，允许医生在“单位”以外场所执业，希望借此向医生“自由执业”过渡，但实际执行中，“单位人”身份仍然拖绊着医生的脚步，大多医生还是选择非法“走穴”，而非合法多点行医。

　　深圳市2015年5月出台的人事制度改革方案，率先取消公立医院事业编制，在全国开先河，可以说以地方政府职权内最大力度来支持医生多点执业乃至自由执业，并在多个体系设计相关机制予以保障。然而，由于中央政策尚未放开，既得利益格局难以协调，改革方案虽好，实行却严重受阻。2015年11月初，我们赴深圳市调研时获知，由于反对声音较大，目前改革已经暂缓。

　　深圳改革如何受挫，值得我们仔细研讨、反思和总结。地方政府的探索，为中央政府顶层设计提供先验经验，而中央政府的配套支持，对地方更为重要。

　　一、深圳亮点：公立医院去编、去行政化

　　尽管各方、各地均知，阻碍公立医院改革、阻碍社会办医的一个核心因素，是事业单位编制制度，但真正敢于出台政策，提出取消编制、推进改革的地区，在过去六年中，鲜有出现。

　　一方面，医生困于事业单位编制身份之中，也留恋附带于编制身份的一系列保障待遇，让自己难以流动，更不能作为改革的主力军，去积极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既往已经固化的利益格局，又让医生群体成为这一改革的反对声音。

　　2013年，全国逾八成医生在公立医疗机构执业。即便在对社会办医较为开放的深圳，也有近七成医生集中在公立医疗机构。公立机构在医疗体系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不言而喻。

　　北京等地区提出一些过渡性方案——如探索编制随在编人员退休而减少，不再新增——但目前还未真正开始实施。深圳此次的改革方案，与各地相比，都可以说力度强劲。按照2015年5月出台的《深圳市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实施方案》，除公立医院现有编制冻结、新入职医生一律不再享有编制身份外，还包括医师区域注册（打破此前医师注册须按机构注册的规定），公立医院不再实行编制管理，取消行政级别等。

　　按照这一文件，深圳市具有执业资质的医生，可以在全市任一医疗机构合法执业，“统一注册，全市通用”。医生与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也不再如“单位人”时期，即医生不用全职在某一机构工作，而是可以与机构协商工作时间、工作范围、相应薪酬及医疗责任分担等具体内容。

　　具体薪酬制度方面，深圳市意在推进公立医院医生多劳多得、优劳优得，通过合同聘任、灵活聘任的方式，允许医院灵活确定医生薪酬，增加对人员的激励。工资分配方案不再需要按照事业单位薪酬制度执行，而是贯彻国家“管办分开”原则，由医院将方案上报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下称医管中心）审核，提交理事会通过并实施。院长的薪酬则由医管中心制定，实际所得与医管中心对院长的绩效考核挂钩。

　　围绕这一改革的相应配套措施也已先后出台，包括财政、养老保障、推动社会办医疗机构发展、建立新型行业评价体系、加强监管等多个方面。

　　首先，财政投入与公立医院编制脱钩。此前与人员编制挂钩的财政补偿核算方式全面取消，财政不再对公立医院“无偿供养”，而改为以事定费、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相结合的财政补助机制，激励医院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也减少在编人员对财政补偿的心理依赖。

　　其次，为了和国家事业单位养老政策衔接，公立医院名义上依然执行国家现行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制度，以此缴纳养老保险，帮助公立医院顺利度过过渡阶段。

　　第三，大力鼓励非公立医疗机构发展，包括从2013年起逐渐放开区域卫生规划对非公立办医的数量、距离等限制，增加社会力量办医自主性，推动连锁诊所等社会医疗模式发展，甚至对非公立医疗机构也给予财政补助，让公立、非公立医疗机构走向公平竞争。对于达到一定投资规模要求的社会资本办三级医院，政府通过招拍挂出让医疗用地，并按照等次和床位数给予一次性财政补贴；同时计划从2016年开始，对非公立医院提供与公立医院标准相仿的基本医疗服务量财政补贴，相当于政府购买服务。

　　第四，建立“临床医生技术等级评价指标体系”，作为医生入职、岗位聘用、绩效工资分配的参考标准。与全国其他地区僵化的职称评审及聘任制度相比，这套体系重点考察医生的临床医疗水平，并根据医生工作的岗位责任、技术含量、责任风险、工作质量和强度等要素，真正探寻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征”的绩效考核和薪酬分配体系，也鼓励医生建立个人声誉，自我规范，行业自律。

　　第五，在加强监管方面，建立医保医师制度。无论医生在何处行医，一旦违规，都将被取消个人开具医保处方的资格，这对医生形成极强的监管与震慑。

　　二、改革遭反对，“人才洼地”短期存在

　　因深圳方案特色鲜明，力度强劲，我们于2015年11月，即方案出台半年后前往深圳调研，意在了解方案的推进情况及存在的现实问题。调研了解到的情况是，尽管方案对实际落地已经有诸多协调考虑，但仍然推进艰难。

　　艰难的原因主要来以下几方面：

　　首先，方案出台后，引发了短期内较为明显的“人才洼地”困境。

　　深圳市虽然是经济发达地区，但多年来一直没能建成一流的医学院校，本地只有一所成立于2008年的深圳大学医学院，发展也欠成熟，当地医疗人才主要依靠外地引进。在其他地区都保有事业单位编制而深圳没有的情况下，一方面，优秀的医学生会更倾向选择广州等同样经济发达的地区，而非深圳；另一方面，已在其他地区取得编制的医疗人才，在希望将编制转来深圳时，就没有了渠道，也没有了编制保障。

　　调研中，公立医院院长普遍反映取消编制为今年医院招聘增加难度。一些已经确认来深的人才，听说没有编制后，不再愿意前来深圳行医。尽管深圳市社会保障体系本身已较完善，但让外地人才接受没有编制这一事实，还需要时间。

　　其次，按照深圳市自身定位与规划，目前正处于需要大量引入医疗人才的时期，没有了事业编制，对人才的吸引力大大下降，导致深圳市卫生发展规划实施受阻。深圳市政府认为，虽然目前深圳人口结构年轻，但从长期看，结合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也需要培育高素质、高水平的临床医疗服务，具体措施包括由深圳市财政出资，兴建若干家三甲医院，交由国内其他地区的一流医学院校及医学院校附属医院托管。依此规划实施，深圳市在未来五年内，至少要新增上万张病床，届时医院建好，医生从何而来？这让一部分政府人士也对改革有后退倾向。

　　第三，政策的调整可以只是一夜之间，新政出台当即生效，但是，思维的改进却需要一个过渡的时间段，不可能立竿见影。举例而言，财政部门在财政投入与人员编制脱钩时，为了减少改革阻力，根据此前历史投入情况，测算了人员经费转为服务购买费后的购买标准，按此对医院拨款。但是，我们访谈中了解到，公立医院管理层普遍认为，这笔名为“购买服务”的经费，本质上与过去按在编人员拨款无异，只是换了个名目，只要还有在编人员，财政就应该负责到底。

　　再比如说，医生一旦成为自由流动的“市场人”，有权挑选医疗机构行医，就对医院院长的管理能力提出挑战。如何改善医院管理，提高对人才的吸引力，也防止本来的人才流失，成为每个院长都要考虑的问题，而这正是大多数公立医院院长的“知识盲区”，使得很多院长对此坚决反对。

　　医生群体的反对同样存在。此前深圳市公立医院都已有一定比例的非编制聘用人员，改革实施后，意味着编制内人员与编外人员需要走向地位平等、同工同酬，这也让一部分人觉得不可接受。

　　第四，自上而下的行政改革往往需要多部门协调配合。即便在中央层面，多部委齐心协力共同推进某一项改革，也不是易事，遑论地方。特别在中央政策还未调整时，地方部门自然顾虑重重。

　　深圳作为一个下属于广东省的特区城市，本身事权有限。此次方案中涉及到公立医院薪酬体系改革，自然牵涉到人社部门工资总额管理规定如何相应调整的问题，但这部分被当地模糊处理，因为担心违反国家规定而被追责。此外，医疗机构要根据医生表现、能力等灵活定薪，也涉及到服务前端能否对不同质量的服务灵活定价。年薪50万的专家和年薪30万的专家能否有不同的收费标准，这一事权在国家发改委，深圳本地没有权力对此改革。

　　可以说，即便深圳已经设计了多方政策予以配合，仍在很大程度上被国家现有政策掣肘，让地方相关部门不敢放开手脚，大胆探索。

　　多方困境交叠的情况下，深圳市最终决定改革“暂缓执行”。2015年11月，深圳市人民医院、深圳市儿童医院等市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的人员中，仍纳入了“编制人员”。

　　三、基于深圳调研的政策建议

　　就深圳此次改革方案而言，本身改革条件可以说得天独厚。当地经济发达、财政资金充裕，社保基金面对年轻化的人口结构，没有运营负担也没有不可持续的压力，财政有余力在不减少既得利益的情况下，加大投入，支持社会办医、支持医生自由执业，继而通过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

　　就其方案设计而言，也可以说在地方有限的事权内，已经思虑相当周全。无论是方案本身推动的院长职业化、医生社会化，还是财政、人社等相关部门的配套支持，也都已经尽力去减少改革阻力，在尽量不撼动既得利益的同时，激励各方改进完善，一同分享改革的红利。其对医生基于临床水平建立的评价体系，更是在全国处于领先，高瞻远瞩。

　　如果这套方案得以成功推行，将会自然形成的一个重要格局是，不同的激励考核方式以及外部不断加强的市场化竞争，让政府实现对医疗资源的分类管理，将政府从此前僵化繁重的行政管理中解脱出来。对医院，外部的竞争环境会强化医院改善管理、吸引人才的意识，自发提供对医生也对患者更好的服务；对医生，公开透明的评价体系也将激励医生不断提高临床业务水平，获得与自身价值相匹配的市场化薪酬，建立“适应医疗行业特征的人事薪酬制度”。

　　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当地公立医院新进人员仍有编制，意味着方案仍然无法落地，改革初衷无法实现。这不止是深圳一地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央政府应考虑，对于处在经济社会发展转型期的当下，如何给予大胆探索、先行先试的地区强而有力的支持，减少愿意做事、做好事、多做事的地方官员层层顾虑，拓展改革转型新空间。

　　针对深圳，我们具体建议如下：

　　第一，中央政府应明确鼓励深圳在现有方案基础上继续大胆推进，允许地方视改革需要对中央一些现行规定（如价格管制、工资总额等）做出创新尝试，加大地方面对“人才洼地”等短期问题继续坚持深化改革的信心。

　　第二，动态跟踪深圳市改革进展，有意引导社会舆论，逐渐形成“创新用人机制”替代“取消事业编制”的社会舆论环境。

　　第三，总结深圳市改革继续推进过程中的经验与问题，一些对地方改革造成明显阻碍的既有规定，中央也应视情况进行协调完善。只有最终全国都走向人事制度改革，才能避免先锋地区陷入“人才洼地”等困境，这也是地方探索带动全国改革的最终意义所在。（来源：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2017年7月22日）